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作弊的形式以及惩罚措施

我要发布     发布日期:2021-06-10 09:56:11  来源:中国国家历史  作者:海陵散人
核心提示: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文化的使命,由草创到完备、从鼎盛到衰退,科举制就好像一条的缠绵的纽带,从创立到废除,维系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王朝。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文化的使命,由草创到完备、从鼎盛到衰退,科举制就好像一条的缠绵的纽带,从创立到废除,维系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王朝。


  古代科举考试作为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为普通读书人铺设了一条以考试跻身仕途的道路,也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成许多士子梦寐以求的生动现实。


  但是,只要有考试存在,舞弊现象就会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毕竟“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实在太过诱人。于是乎,不少人甘冒风险,通过一系列舞弊手段博取功名。


清焦秉贞状元及第图


科举考试中的舞弊现象


  自隋唐开科取士到清末科举废除,为了能够金榜题名,考生的舞弊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百出,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种。


  01冒籍


  所谓冒籍,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更改籍贯。古代选拔人才时,在所选人才与当地人口的比例上有所注重,各地的录取名额,都有相应限定。因此便有了考生不在户籍所在地应考,转而投往竞争不太激烈的地方去应考。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按《登科记》,孙仅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余皆贯开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应都人士中选如是其多,疑外方寄名托籍,以为进取之便耳。”可见,当时的开封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行政地位,以及录取名额远高于其他地方等原因,很多士子便会选择冒籍开封府考生来参加考试。再比如,清朝康熙年间,福建沿海各州县童试竞争非常激烈,而台湾录取生员名额较多,因此福建考生就移民到台湾参加考试。


  另一种是更改自身资历。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处于整个科举考试发展史的初创时期,其脱胎于南北朝以前的察举制,带有一定的举荐制残余。比如,唐代的吏部选试对资格要求就比较严格,必须是有出身和具备资历的人才才能参加选试。因此就出现了更改资历的现象。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保存在中央的人事档案散佚,许多考生便在出身和资历上作假。时人纷纷感叹,“分见官者,谓之擘名,承已死者,谓之接脚。”


  打个比方,其性质就好比山西人仝卓第一次在北京参加高考失败后,把自己的往届生身份改为应届生身份再次参加考试。


刘希伟《清代科举冒籍研究》


  02请托


  “请托”也叫“通关节”,是最早的科举舞弊方式。作为记录唐代科举制度和掌故的唯一专著,《唐摭言》将关节定义为“造请权要谓之‘关节’”。也就是通过拉关系贿买考官,打通关节。科举制初创时期,试卷成绩并不是决定性的,主考官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因此,请托现象在唐代尤为盛行。士子们为了登第,“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肩接踵,冀落提携之恩”。一旦找到了权势通天的靠山,“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唐天宝二年,苗晋卿为主考官,为了阿谀御史中丞张倚,将其子张奭录为头名,玄宗闻之亲试入等者64人,登第者十无一二。换句话说,肚子里有没有墨水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上面有人。


  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以情托。到了清代,这一现象更为严重,甚至出现了考官自己吆喝的情况。顺治十四年顺天乡试,大理寺左评事李振邺被任命为同考官,考试入场之前他唆使别人在场外兜售关节条子,最终收到的关节条子多达25份,之后其将此事向别人加以炫耀。其他考官见状纷纷效仿,收受贿赂,买卖人情,最后因中举名额分配不公而东窗事发,也就是著名的“丁酉科场案”。



  03夹带


  古代科举考试中,最常见的作弊手法就是夹带。买通考官、冒籍应考等舞弊方式,不是需要雄厚的金钱资本,就是得有广大的人脉,并且牵涉的人员较多,比较容易暴露。而夹带则不同,其隐蔽程度高,没有很大的成本要求,连贫寒学子也能采用。因此,早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就出现了考生夹带现象。


内藏暗格的鞋子


  《册府元龟》记载,唐省试时,不仅要严设兵卫监守巡察,而且要在考生入场时“搜索衣服”,以防“怀挟”作弊。两宋时期,不仅入场时可以夹带,入场后还可以再次夹送进去。“蝇书满庭,莫之惮也。……传义以线,从地行入,饮食公然传入,弹园随水注入,机巧百出”。可见,当时的考场之内,考生们用蝇头小楷作的小抄到处可见,甚至连饭食都能进入。


古人的微型书


  更有甚者,以“飞鸽传书”的方式来进行夹带。考生将试题卷筒让鸽子带出考场,等到在外面由高人答完由信鸽送回来,再让考生誊抄。辽金时期,朝廷每临三试,就诏派北部金人游牧骑射高手,守卫考场四周,见鸽子进出一律射杀。到了明清时期,夹带之风愈盛。明代万历年间进士周元暐在《泾林续记》中描绘了当时考生夹带的“盛况”,“场中传递怀挟,弊端无穷,其术甚巧。募善书者,蝇头书金箔纸上,每页一篇,工价三分。经书惧千,篇厚不盈寸二三;或藏笔管,或置砚底,更有半空水柱,夹底草鞋之类;又或用药汁书于青衣袴上,毫无形迹,将壁泥上,施即拂净,则文字立见,曰文场备用,每付价银百两。”清代也专门设置了火枪手在试场候命,见到鸽子就鸣枪,此即“射文队”。


  04枪替


  枪替,也就是请人代考,代考人即为枪手。《儒林外史》第十九回中就写到,“勾串提学衙门,买嘱枪手代考。”


  历史上最有名的“枪手”要数与李商隐齐名的唐代诗人温庭筠。温庭筠“少敏悟,天才雄赡,能走笔成万言”,是唐初宰相温彦博的裔孙,可惜到了他这一代,家族早已没落。没有了祖荫,温庭筠便以绍继远祖功业为己任,试图走科举考试之路,用知识改变命运。可是由于其性格放荡不羁、情商较低,纵然天资聪颖、才情万丈,却屡试不第。最终,长期的考试受挫、科场失意,且又无祖上余荫、无人保荐的温庭筠,看透了晚唐科场的黑暗腐败,成为了一个不为名、不为利的顶级“神枪手”。唐代进士科考试,最为重视杂文一场。所谓杂文,就是一首诗、一首赋。温庭筠才思艳丽、腹有乾坤,《北梦琐言》卷四《温李齐名》记载:“(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也就是说,温庭筠在考场中,只需要“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来回交叉八次,就能搞定一篇八韵,因此也得了个诨号“温八叉”。


温庭筠画像


  由于温庭筠在科场中“打枪”打出了名头、打出了威风,考官们颇为忌惮。唐宣宗大中九年,礼部侍郎沈询主持贡举考试,沈询为了防止温庭筠再次“出枪”,特意做了防范,给他专门设置了在主考官眼皮子底下的“VIP专座”,不与其他举子相邻。沈询对自己的安排颇为得意,自以为万无一失。《唐摭言·敏捷》记载的结果却让沈询大跌眼镜:“适属翌日飞卿不乐,其日晚请开门先出,仍献启千余字。或曰潜救八人矣。”原来,考试当天,温庭筠在监考官的“严密盯梢”之下,颇为不爽,草草写了千把个字,提前交卷了,但是仍然神不知鬼不觉的搞了个“八连发”,救了八个人的场子,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科场的舞弊手段,远远不止上述4种,历代士子们的表演可谓花样繁多,还有“换卷”(调换答卷)、“易号”(涂改试卷编号)、“誊卷灭裂”(篡改原卷)等等,篇幅所限,这里不再一一赘述。诚然,有作弊自然就有反作弊的方式,下面我们来谈一谈科举舞弊的处罚形式。


科举舞弊的处罚形式


  科举,天下之公也。考生为了谋取私利而采取上述种种舞弊行为,极大地冲击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淤塞了寒门知识分子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道路,影响了社会秩序和封建统治。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保持科举考试形式上的平等和政权的稳固,对科举舞弊的处罚也就成为了重中之重。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科举考试制度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离现今最近的时代,史料记载丰富详实,在这里我们就主要谈一谈清代科举舞弊的处罚形式。


明万历二十六年状元赵秉忠考卷


  经过历代的传承与发展,清代是科举立法最为完备的时代,设立了以《钦定科场条例》《钦定武场条例》两大专门考试立法为主,《大清律例》《大清会典》《礼部则例》《学政全书》等为辅的考务规范体系。即使是这样,仍然有人铤而走险,触碰法律“红线”。


  就拿前文“请托”中讲到的顺治年间“丁酉科场案”来说。案发后,李振邺等5名贿卖关节的考官以及2名作弊严重的考生被斩,查抄全部家产,各家老幼共108人流放黑龙江宁古塔,另有40名舞弊考官和士子杖责流放。下面我们就以表格的形式一览清朝历代科场舞弊要案。


清朝历代科场舞弊要案统计表



  由上可见,清朝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的最终完备时期,惩治措施极其严厉。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科举舞弊案,也就是清朝以及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桩科举舞弊案,案件的“主犯”正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了迎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清廷在三年一次的进士考试之外,额外增加了一次考试,也就是所谓的“恩科”。说来也巧,此次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是殷如璋,他与周福清是同年进士,而且私交甚好。为了让儿子周伯宜金榜题名,周福清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专门派家丁陶阿顺持着自己的名帖去给主考官殷如璋送信。哪知人算不如天算,恰巧主考官殷如璋正和副主考在舟中议事,殷如璋拿到后感觉信封颇厚,知道此中必有“内情”,于是便没有当场拆看。怎奈那陶阿顺乃是乡野村夫,不知人情世故,在外面左等右等见无回应,等得急了,便在船外大声嚷嚷,说收了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殷如璋为了避嫌,只好当场打开书信。根据当时浙江巡抚崧骏的奏折得知,信封中装了两张纸,一书凭票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又周福清名片一纸,外年愚弟名帖一个。周福清的信就是告诉主考殷如璋,他的五个考生和他的儿子,卷面上的记号都是“宸衷茂育”四个字。


  事发后,殷如璋当场将家丁陶阿顺下狱审问,并火速向光绪帝汇报。家丁很快就供出了周福清的名字。光绪帝对科举舞弊深恶痛绝,亲自批示:“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周福清就这么被革职下狱。紧接着,光绪皇帝又下一道谕旨:“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于是,周福清被判为斩监候,儿子周伯宜的秀才身份也被革去,从此再也无缘仕途。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六位督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近代学堂教育,清廷诏准,科举制寿终正寝。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文化的使命,由草创到完备、从鼎盛到衰退,既引发了唐太宗“天下英雄尽入吾榖中”的感叹,也诞生了许多投机钻营、皓首穷经只懂八股的腐儒,由此明代大儒顾炎武严厉批判,“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形式上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选拔出了出色的官员,间接维护了社会稳定。科举制就好像一条的缠绵的纽带,从创立到废除,维系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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