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发生了什么大事？咸丰帝竟然躲西安去了？

　　就在英法联军撤退的前后，京城内的官员以奕带头，纷纷上奏，请求咸丰帝回京，咸丰帝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暗指亲递国书有伤国体为由，予以拒绝。其中兵部尚书沈兆霖的奏折，言词直截了当：“其亲递国书一节，臣虽未知停止与否，私心揣度，即必须亲递国书，亦尽可姑允所请。抚慰数言，总期不损国体，不拂夷情，断无意外之患。窃思夷人虽蠢尔海邦，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危至于拥兵入城尚不足虑，此后岂有再重于此乎？”

　　沈兆霖的意见，当时属骇世之论。咸丰帝对此根本不理，没有朱批，没有谕令。而在众多且无休的要求回京的奏折攻势下，他最后仅是表了个态，等到明年春天再降旨回銮。

　　而在这一时期，咸丰帝另有一个大计划。先是10月28日，即咸丰帝得知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已签、《天津条约》已换的当日，下发一道密谕给奕和山西巡抚英桂等人，表示将移驾西安，让他们商办。奕等商议后，于11月23日上奏，言词极为晦涩。他们虽没有反对，甚至也称有此必要，但在奏折的附单中提出了十项需办之事：一、修行宫；二、清御道；三、沿途驻跸处加防；四、御道守卫；五、经费银120万两；六、准备粮食；七、简派随行官员；八、随行官兵分批行走；九、保护陵寝；十、北京留重兵驻守。很显然，他们企图用技术手段来阻止此行。11月25日，咸丰帝收到此折，让在热河的亲信大臣“密议”，并旨命陕甘总督乐斌、署陕西巡抚谭廷襄、山西巡抚英桂操办此事。就在此道谕旨中，透露出咸丰帝内心中的恐惧：“夷人现虽尽退，明岁尚来驻京，能否相安，实难预定，自宜预择一巡幸之地，以期有备无患。”这里所称的“能否相安”，在当时的语汇中即为“亲递国书”。英桂上奏：“安设行宫、预备尖宿处及筹饷设防诸务，在在均关紧要”，表示将与乐斌、谭廷襄“函商一切事宜，其中有无窒碍及一切未能详尽之处，悉心会筹。”乐斌上奏，称将与谭廷襄相商后，再报情况。谭廷襄的奏折中却强调了种种困难。咸丰帝对此并没有退缩，于12月16日在该折尾朱批：“俟乐斌抵秦，会商一切，再为详细具奏。”乐斌、谭廷襄会商后再次上奏，指出“工程之巨、经费之繁”等种种困难。咸丰帝于1861年1月3日收到此折，又得知北京的局势大已稳定，天津、大沽一带的英法联军只剩下小部兵力，终于让步，朱批道：“西巡之说，不过姑存其说，建极驭外，究不如燕京，况抚局有成，不宜自召疑衅，预筹各项不必行。”为了回避英国等国使节的“亲递国书”，咸丰帝一度竟打算躲到西安去。

大沽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