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的“退休制度”——汉代的“去官”!

    发布日期:2018-10-11  浏览次数:6740
核心提示:在我国古代社会,社会阶层之间不是完全固化的,而是有一定的流动性,两汉社会也是这样。民可以“当官”,官员自然也有“去官”一说。

  在我国古代社会,社会阶层之间不是完全固化的,而是有一定的流动性,两汉社会也是这样。民可以“当官”,官员自然也有“去官”一说。从先秦的世卿世禄制瓦解之后,各级官吏和统治者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雇佣关系。既然官位不再是世袭的,那么有做官的阶层上升,自然也就会有去官的阶层下降。所以本节将简要的介绍一下两汉时期去官的主要方式,以及官吏阶层在去官后的生活状态。


去官


  一、获罪免官


  由民而官的渠道很多,但归根到底,官吏的权力身份还是得自皇帝。一旦皇帝不悦,也随时可能收回,轻者降职,重者重新回到民的阶层甚至丢掉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被免官的具体原因很多。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犯罪


  汉代对于官吏的犯罪行为制定了严苛的律法,在吏治清明的时候也执行的不错。许多官员因为职务犯罪被降职、贬为庶民甚至处死。如孝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


  2、不能胜任职务


  汉代对于官吏有严格的上计考课制度,如果考核不合格,或者是身体残病,也可能被免官。如王尊“子伯为京兆尹,坐耎弱不胜任免”。《二年律令·逋律》规定:“一岁中盗贼发而令、丞、尉所不觉智(知),三发以上,皆为不胜任,免之”。


  二、年老致仕


  所谓致仕,是指官吏到达一定的年龄或者因病交还官职的一项制度,即现在讲的退休。致仕之后,官吏的社会阶层就由官下降为民。致仕的现象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如《尚书》中说:“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但正式形成一项制度,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代的致仕数量,在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异。西汉初期主要的官职都是由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功臣集团担任,如萧何、曹参、周勃等人,这些人的任职都是终身制,没有致仕的情况。一直到西汉中后期,致仕的现象才多了起来。沈星棣认为这与当时的大臣主要由儒者担任有关:“而儒学是强调君臣大礼的,这就使一些官吏在年届七十致仕时,以‘乞骸骨’的方式提出请求。在朝廷的大力赞扬下,一股退休热潮袭来了。”至平帝元始元年,中央开始制定关于致仕的相关政策:“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这也是我国古代正式建立致仕制度的开始。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帝以柔道治国,开国功臣多“委而勿用”,臣下猜度圣意,也适时的交出权柄。如贾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所以东汉初致仕的人数较前有了明显的增加。到东汉中后期从和帝开始,致仕的数量又开始减少了,这应该与政治环境日趋黑暗有关。


  三、无道而隐


  有条件出仕的人,或者是在朝为官的人,由于各种原因拒绝出仕或挂印辞官,规避政治活动的行为,在我国古代十分常见。梁漱溟先生将这种隐逸的行为视作我国古代文化的一大特征。放弃“官”的身份,或委身于江湖,或委身于市集之中,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向下移动的渠道。


  导致辞官归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中“无道”是重要的一种。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所谓无道,即吏治腐败、天下动荡。这种归隐一般多见于王朝后期。


  如西汉元帝时人朱云,因直谏与行事风格在政争中失利,之后“不复仕,常居鄠田,时出乘牛车从诸生,所过皆敬事焉。”新莽时期,更有大批西汉官吏辞官而去,如胡刚“值王莽居摄,刚解其衣冠,县府门而去,遂亡命交趾,隐于屠肆之间。”


  东汉中期以后政治逐步黑暗,至220年曹丕废汉献帝大约经历了130余年的“黑暗时代”,远胜前朝。这一时期因邦无道而归隐的官吏数量也大大增加。如东汉后期外戚梁冀跋扈,许多人避之而弃官。略举几例:


  颖川人荀淑:


  对策,讥切贵幸,为梁冀所忌……弃官隐居,以寿终。


  新都人杨厚:


  时大将军梁冀威权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车马、珍玩致遗于厚,欲与相见。厚不荅,固称病求退。帝许之,赐车马钱帛归家。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


  四、官员“去官”后的生活状态


  由官向民的流动,带来的是身份和权力的下降,而物质层面的生活状态,却不一定是同向变动的。尤其是品级较高的官吏,他们在为官时期往往积累了较多的财富。后世讲“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实际上历朝历代莫不如此,权与钱往往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吸引着社会资源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汉代贡禹“以明经洁行著闻”,但积累财富依然可观。做官以前,他“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短褐不完”,去京师当官还要卖田百亩买车马。到京师做了谏大夫以后,“秩八百石,俸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棉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后来官至光禄大夫,更是“秩二千石,俸月钱万二千”。贡禹本人对这种财富的获得也非常高兴,“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这还是为官清廉的邓禹,至于不肖者,财富更是不可计数。


  随着社会阶层的下降和权力的丧失,也有一些官员可能晚景比较凄凉。如酷吏宁成,去官后虽风光一时,最终却被义纵“破碎其家”;但也有许多官员凭借其在朝在野多年形成的人脉资源,即便手中没有了直接的权力,但政治影响力却没有完全失去,去官后依然受到郡县乡里的尊重。如薛广德是沛郡人,致仕后“东归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为荣,县其安车传子孙。”又如哀帝时期的太山太守龚舍致仕,“舍既归乡里,郡二千石长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师弟子之礼。”


  汉代官员经商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当官的时候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去官之后这些资本的运作形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继续进行资本的周转和增殖;另一种则是逐渐的退出流通领域,仅仅作为一种身份和财富的代表暂时被静置起来。


  第一种情况如前述宁成,他去官后“贳貣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致产数千万,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又如太史公的外孙杨恽,做官时也曾“位在列卿,爵位通侯”,后来遭人陷害而免为庶人。此后他“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


  第二种情况主要是指有一些官员在去官后或醉心田园、或潜心著述教授。这种情况以东汉时居多,如杨伦辞官“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郑玄隐居乡里讲学,“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21];郅恽“又免归,避地教授,著书八篇”等等。这些人在为官时积累的财富未见得少,然去官后志不在此,为理想、为情怀,其资本自然也就暂时的静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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