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女子想开店，如何顺利“通关”？

　　时隔十六年，“神仙姐姐”刘亦菲再度出演古装剧，又一次掀起追剧热潮。这回，她褪去飘飘仙气，沾染了市井烟火，化身《梦华录》中爽利洒脱的茶铺女掌柜赵盼儿。

　　《梦华录》的灵感来自元代关汉卿的杂剧剧本《赵盼儿风月救风尘》，背景设置在宋代；在原著基础上，编剧也进行了不少扩充。

　　简单来说，这部剧讲述了赵盼儿、孙三娘、宋引章三姐妹一路打怪升级、携手把小茶铺开成北宋东京最大酒楼的故事。

　　但在快活追剧的同时，大家也不免心生好奇：宋代女性当真可以参与商业活动吗？历史上，像赵盼儿一样能干的女掌柜存在吗？她们的实际境遇，又是如何？

　　困难重重的女子经商之路

　　需要确认一点：宋代女性经商是得到政府许可的。在宋代的史料文献中，经常能看到关于女商贩的描写和规定。

　　像“九市官街新筑成，青裙贩妇步盈盈”这首诗，就是对女性经商模样的生动写照。而在其他文人笔下，她们机敏过人，“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且精明能干，“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巾帼不让须眉。

　　再如《宋史》记载：“凡贩夫贩妇细碎交易......非鬻于市者皆勿算。”《宋会要辑稿》中还有“每遇市集，居人妇女货卖柴米者，邕州人收一钱以为地铺之直，琼州粳米计税四钱，糯米五钱，并除之”的明确记录......可见，女性经商在当时并不新鲜，甚至享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和保护。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宋代女性的经济地位已经得到显著提升，从商也受到认可，为什么《梦华录》中赵盼儿她们经营茶坊还会遇到诸多麻烦——这到底是符合史实的设计，还是出于剧情需要？

来源/电视剧《梦华录》截图

　　让我们一一来看。

　　第一件麻烦事：流言蜚语。

　　赵盼儿因经商需在市井抛头露面，经常被指指点点甚至遭到言语骚扰。

　　就连男主顾千帆都不能“免俗”，这种轻佻态度也导致他后期的追妻火葬场。来源/电视剧《梦华录》截图

　　“古来女子有贞静之德”。虽然朝廷认可女性从事经济活动，但社会的偏见却很难改变。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代表，《颜氏家训》中称：“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这也成了宋代社会对女性的普遍要求。

　　在宋人眼中，女性的本份是持家，施展能力的天地囿于后宅，不应该在商海中拾贝。

　　而当时走出家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多为生活境况堪忧的社会底层女性。根据袁采的《袁氏世范》：这些妇女往往是被迫挑起当家重担——要么是因为丈夫早逝没了依靠，要么人虽活着却“蠢懦”“不肖”。

　　在这些特殊情况下，妇人经商才不会受到舆论的普遍排斥，反而收获文人同情，被誉为“贤妇人”。比如《宋史·列女传》所记载的女性典范开封朱氏，她对不事生产的丈夫不离不弃，“卖巾屦簪珥”只为“（供）给其夫”。

　　如果缺乏这种伦理道义上的“合法性”，女性经商难免被视为“不安分”的表现，违背了主流价值观所构建的理想状态。

　　尤其像赵盼儿这样貌美的未婚女性，生意做得越大，名声反而会越差，”妇人以买卖针灸者为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

　　第二件麻烦事：欺压骚扰。

　　《梦华录》第一集中，女主赵盼儿经营茶坊时就遇到了想要打劫的地痞流氓。看她和三娘那熟练的打斗配合，估计这也不是头一回了。

　　因为看上去柔弱可欺，女商人往往比男商人更易遭到恶霸欺压，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随隐漫路》便记载了一场发生在临安钱塘、专门针对女商贩的骗局，受害者是一位卖绢的老妇人：

　　“有少年高价买老妪绢，引令坐茶肆内，曰：‘候吾母交易。’少焉复高价买一妪绢，引坐茶肆外，指曰：‘内吾母也，钱在母处。’取其绢，又入，附耳谓内妪曰：“外吾母也，钱在母处。”又取其绢出门，莫知所之。”

　　少年精心设计，一石二鸟，让两位妇女都认为是对方要买自己的绢布，结果货物被骗子拿走，不知所踪。要报官无凭无据，要报复又无人可求，势单力薄的妇女，很容易成为游手恶少的目标。

　　光是受地痞流氓欺负也就罢了，社会地位低下的女商贩，就算是与官府打交道，也往往会遭到不公正的待遇。

　　南宋人曾丰就以女性口吻作诗一首，叙说了美丽漂亮的昭君同乡，进城售卖手工织品却遭到主市司百般刁难的经历：

妾生昭君村，国色少所逮。

固羞着红紫，亦懒傅粉黛。

少时姆教严，稍稍攻组绘。

针机参太玄，线道得三昧。

坐贫姑遛迁，不就村市侩。

朅去长安游，几入未央卖。

其如主市司，所好与妾背。

一金阳不酬，翻谓索价大。

永言妾所挟，未道美无对。

犹欺西蜀锦，岂数南海贝。

厥价诚不廉，其理独何怪。

况妾所索价，似亦非分外。

售否委自然，于妾无利害。

古女不上工，肯犯出阃戒。

追思妾初谋，轻发良独悔。

雅负倾城姿，来为倚市态。

人得贱视之，自是妾之罪。

　　不是货不好，不是索价高，仅仅是因为主市司的喜好不同，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否决了。尽管作者以女主人公的自责为结语，但字里行间还是充满了受尽欺侮的无奈与不满。

　　至于什么“妇人卖蔬于道，一卒倍取”之类的事，更是屡见不鲜。民不能与官斗，女商贩面对官兵欺压别无他法，机敏如赵盼儿，在与官员发生冲突后，也没什么自保之力。

　　更何况，不是每个女商人都叫赵盼儿，都能遇见男主一样能保护她的顾千帆。宋代女性的经商路，只会比影视剧更艰辛。

　　第三件麻烦事：家人阻挠。

　　《梦华录》里，柳岩饰演的三娘，也是一位重要人物。作为赵盼儿的“合伙人”，孙三娘辛辛苦苦做茶点赚钱养家，却还是被丈夫傅新贵嫌弃，直到被休远赴东京，才真正有了自己的事业。

　　根据宋代法律，“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妻子在丈夫面前实际处于卑幼的地位。而这种从属地位，不利于女性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也是她们外出参与经济活动的一大障碍。

　　此外，宋代女性虽享有一定财产继承权和嫁妆的支配权，但在婚后就不能再积累私产，如果拿出自己的钱“创业”也要算作夫妻共同财产；而离异之后，只能带走部分婚前财产——更何况是被休弃。

　　因此，没有丈夫的支持，早期孙三娘做了茶点，只能寄放在赵氏茶坊售卖。后来北上东京，与赵盼儿、宋引章共同经营茶坊时，三娘也不如她们那样富裕，出力多过出钱。

　　事实上，比起潇洒自由的赵盼儿和名利兼收的宋引章，像孙三娘这样的女性，在宋代社会或许更常见。她们想要赚钱补贴家用，但因为家人拘束、本金不足，只能参与一些小规模的经营活动——与其说是“女掌柜”，不如说是“流动摊贩”，她们很难有机会到东京“北漂”，也经营不起《东京梦华录》中所描述的那种“三层相高，五楼相向”，珠帘绣额、气派十足的“正店”，能有一个稳定的生计来源便已不错。

　　而除了电视剧里提到的这些麻烦事外，宋代女商贩要面临的困难还包括苛捐杂税、贵人欺侮、地方盘剥等等。总体来说，宋代女性经营活动的规模、区域和范围都是比较狭窄的。

　　《清明上河图》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画中，张择端描绘了各行各业的生活劳动场景，细数一下，成百上千人中女性却寥寥无几，仅10余人。这说明，在宋代繁荣的商品经济中，女性的影响力尚且微弱。

清明上河图局部。来源/故宫博物院

　　女性身影穿梭于各行各业

　　不管如何，宋代经济的发展仍是给平民妇女提供了许多机遇：虽然成不了什么富商豪门，但她们可以参与的商业活动却是五花八门。

　　从《枫窗小牍》《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这些记载了宋时京都风俗的笔记中，我们可以开出一张宋代女商贩涉足领域的不完全清单来。

　　首先是餐饮业。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宋五嫂鱼羹。宋五嫂原是”汴京酒家妇”，做得一手好鱼羹，没想到吸引了宋朝皇帝及太上皇的注意，以至于后来“人竟市之，遂成富娠”。

　　类似的如“李婆婆杂菜羹”，也是因为“太上宣索市食”而声名大噪。在食品领域还有卖糖的张婆、卖猪肉的“姜七祖婆”、卖肉饼的曹婆婆、卖撒子的“儋耳老妪”以及“三世以卖饭为业”的鄂渚王氏等等。

　　如果把餐饮业的范围扩大，酒馆旅店理应囊括其中——自然也包括赵盼儿所经营的茶坊。

　　一些能干的女性，也和赵盼儿一样成了知名店铺的女掌柜。在临安夜市，就有一家远近闻名的王妈妈茶肆，是“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收灯都人出城探春》一文介绍了元宵节后汴京城内人去城外探春的一些好去处：“南洗马桥西巷内、华严尼寺、王小姑酒店”中的“王小姑酒店”就是一名女性开设的，热门程度堪比今天的网红打卡点。

　　不过，正如前文所说，女性商贩大多是小本经营，能够在大城市落脚的只是少数，更多分布在各地中小城镇里。比如《唐河店妪传》记载，端拱中，在常山郡唐河店，有一个老妇人独自经营一家茶铺，骑马过来的顾客系好马匹后就会招呼她上茶。而元祐末年，安丰县还有一个“娼女”曹三香因为身患重病，生活无着，“为客邸以自给”——这些小店，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养家糊口，经济效益十分低下。

　　其次，是医药业。宋代制药发达，药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特殊商品。心细手巧的宋代女性，有不少都进入到卖药的行业。比较著名的有北宋时期位于开封府附近的“丑婆婆药铺”和南宋杭州太庙前的“陈妈妈泥面具风药店”。

　　不过，更多女性只是流动性售药，如夜市里“赏新楼前仙姑卖食药”，泉州“有妇人货药于市”，还有“二女童随之”；有时，她们也会上门推销药品，《夷坚志》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官员赵清宪病重，情况危急，恰巧一位背着药筐推销的老妪经过，恰好所受药物对症，他服用后才挽回性命。

　　还有相当一部分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的女性成为牙人。所谓牙人，类似于今天所说的中介或中间商，一般兼有两种职能，一是斡旋沟通，介绍买卖当事人，从中收取手续费；二是经纪职能，根据他人委托购买商品再售出，从差价中赚取利益。

　　女牙人是商人群体中比较特殊的：她们不仅沟通信息，促进商品流通，还是重要的人力介绍户。如果有官户或富豪人家想纳小妾、买歌舞艺人、厨娘、婢女的，都会找到牙婆进行商洽。

　　除此之外，宋代女性还会卖花粉种子、磨镜、开杂货铺等，不过这些都属于不怎么起眼的零售行业。

　　成为女掌柜的“基本修养”

　　如此说来，能够在东京经营知名茶坊的赵盼儿，绝对算是宋代数一数二的成功女性了。

　　虽然成功经验难以复制，但从赵盼儿身上，可以总结出成为一名大宋女掌柜需要具备的条件。

　　前提是要具备丰厚的物质基础。拥有足够的本金和固定的店面，才有机会被称为掌柜。光是这一点，就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了；尤其对女性而言，想要积累丰厚的个人可支配财产，并不容易——贫寒之家没有余财，而经济优渥的人家，鲜少会同意女子在外经商。

　　有了立身之本还不够，要想把店铺经营得有声有色，成为众所周知的大掌柜，过硬的本领和灵活的头脑必不可少。

　　赵盼儿等人之所以能在东京立足，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她们手艺过硬：点茶高手、琵琶名家和点心大师的搭配，就是赵氏茶铺吸引客人的“硬实力”。

　　之前提到的宋嫂鱼羹和李婆婆杂菜羹，也都是因为本身足够味美，才招来君皇游幸，生意迅速红火且经久不断。

影视剧中的“半遮面”开张。来源/电视剧《梦华录》片段

　　而掌柜自身的“软实力”也很重要。

　　一方面，要善于抓住机遇、活用资源。剧中，赵盼儿利用琵琶色教头宋引章的美名为茶坊做宣传，利用“活阎罗”顾千帆的威名为茶坊做靠山，逐渐把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而历史上，类似的名人效应，还真捧红过一些店铺。

　　比如大文豪苏轼曾受邻妪之托告，专门作了一首名为《戏咏饊子赠邻妪》的诗：

　　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

　　他不惜以溢美之词盛赞馓子的做工和卖相，这“广告”一经传播，这位妇人的馓子大受欢迎，众多食客蜂拥而至。

　　另一方面，要擅长揣摩人心，吸引关注。赵盼儿为茶坊起名字“半遮面”，就利用了人们的好奇心；而把二楼建成雅座，不仅专奉香茗，还有琵琶伴奏，则利用了顾客的攀比心。

　　这样的经商技巧，也不是没有人使用过。前文说过的临安王妈妈茶肆，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一窟鬼茶坊”。所谓的一窟鬼，指《西山一窟鬼》，是宋代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讲述了王婆为一秀才吴洪说媒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怪事。

　　虽然无法考证茶坊的名字是否来源于此，但顶着这样的招牌，便平添几分神秘诱人的色彩。或许正因为如此，这间茶肆吸引了许多文人雅客，成为他们怡情养性、吟诗作对的场所。

　　同样是在临安，“五间楼前大街坐铺中瓦前”，还有一个“带三朵花”的点茶婆婆，她坐在店铺门口，用敲响盏、“掇头儿拍板”的特殊方式来招揽顾客，久而久之竟成为街头一景，引来大量人流，生意自然也不会差。

　　不过，这样的案例终归只是“沙里淘金”的少数。更多的人，一辈子只是“贩妇”而非掌柜，最终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梦华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美化了女性经商的事迹。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对于众多女性来说，从商不是出于兴趣，也不是为了追逐利益，而是被迫采取的维持生计的手段。

　　婚姻家庭的失落，生活贫穷的窘境，掩盖了种种对女性行为的规范和禁忌，反而回馈给她们一些自主的权力，让她们能够冲破束缚、自谋出路；而宋代发达的商业经济，又给这些女性提供了活跃的空间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