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工匠的地位如何曲折上升？

　　中国古代工匠技艺的水平举世瞩目，但“重文轻工”的基调几乎贯穿了所有封建王朝的政策推行之中，以至于诸多能工巧匠，并未曾留下多少宝贵的记述。

　　他们中时常人才辈出，向近代科学踏出试探又伟大的一步步，只是生不逢时，更多的理性与思考被湮灭于“四书五经”之中。除了不被重用，更多时候工匠们的自由也会被王权私利所限制，甚至只能作为政府登记在籍的匠人活一辈子。

　　工匠设计的复杂古建筑

　　历朝历代，对于底层中手工艺人的政策管控有时宽松，有时收紧，只是总结为一句话，不过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春秋——技术与思想共舞

　　在汉文明兴起的第一个小高潮——春秋时期，人们满足了基本的衣食住行后延伸出了更多的需求，工匠在各类器具的打造方面大显身手。

　　此时的百家争鸣运动中，手工艺人众多的墨家自成一派——其创始人墨子原是擅于制造守城器械的工匠。在这个动荡危机且自由的时代，即使贫民百姓也亦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抱负，并尽自己所能去实现。

　　身为鲁国人的墨子秉持“非攻”的思想，反对不义战争。当墨子听说，一位名叫公输盘的匠人要为楚国造攻城的武器去攻打宋国时，他从鲁国赶路十天十夜到楚国，劝说公输盘放弃。据理力争后两人以器械模拟交战，公输盘所造攻城器具不敌墨子守城器具，他便暗示杀掉墨子，便能成功攻取宋国。而墨子甘愿舍身取义，其门下追随者亦如是，楚王知晓杀掉墨子一人，却杀不尽承墨子学说的众人，于是放弃了攻打宋国的打算。

　　而他对工匠一职的履行却不单单只是囿于刻板地制作和打造，他在力学、几何学、光学等学科均有自己的经验总结和实践。《墨经》中所提出的”端“、“尺”、“区”、“穴”等概念，大致同近代几何学上的点、线、面等相近；而墨子和其学生也做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探究”光沿直线传播“的奥秘。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曾指出：“墨家思想所遵循的路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已经产生欧几里得几何体系了。”

　　这个时期齐国管仲提出“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政策，把国民分为军士、农民、工匠和商贾四类人，让他们按职业聚居在固定的地方。这个举措不利于社会阶层流动，不过其中的平等意味至今仍可借鉴——这种职业分类并非高低贵贱的排序，而是并列之意，将“士农”同“工商”同等视之。当代史家李剑农便依据《史记》、《国语》等古书记载判断：“中国商业之开化，当以齐为最早。”

　　唐朝——阶层固化的悲哀

　　与春秋时期不同，唐代法令开始强调“士农工商”四民的高低贵贱。《旧唐书》记载：“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此时工商从业者不仅被要求不得入仕，其职能也被列为“杂类”，可见身份低微。

　　唐中央政府设三省六部以治理天下，手工匠人则由工部统管。他们都有特定的名籍在册，以便官府随时调遣。出于国家政权和上层统治集团奢侈性消费的需要，唐代官府对工匠们的控制十分严格。但随着时代向前发展，“纳资代役”（以金钱代替服役）政策逐渐普遍化的情况下，手工业者的固有身份也逐渐松动，甚至可以摆脱原有的工匠身份，走上“入仕”之路。

　　唐朝的三省六部制

　　《唐传奇》所载一位能工巧匠名为马待封。他自幼学做木工，不仅掌握漆画、雕刻、烫画等技术，自己也擅于钻研事物原理，琢磨风能水能这类天然动力，运用齿轮等制作木器。由其首创的芜湖铁画制作技艺，被列为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中。

　　玄宗在位时期，马待封为修皇帝的法驾从海州赴京——他不仅修好了这架六匹马拉的华美马车，还把宫中损坏多年的各种器械仪器修好改造，使它们更加美观精巧。

　　马待封之后在皇宫的新奇制作奠定了他“机器人鼻祖”的称号。他为皇后制造的梳妆台打开妆台门，会有木制妇女依次捧出毛巾、梳子、化妆品等递给皇后，最后将取出的东西递还给“木妇人”，它将其拿进去后，妆台门也会自动关闭——可谓是登峰造极的技艺。

　　之后他还制作了名为“酒山”的工艺品，酒池荷花荷叶遍布，一只巨龟驮着高约三尺的山峰居中，山内部中空，可盛三斗酒。山腰金龙盘绕，将酒杯置于龙口所对荷叶上，金龙便能自动吐酒至八分满，待饮酒者取走。若是喝的慢了，山峰顶上小阁楼楼门便会打开，有衣冠整齐的小人执手板催促喝酒——将酒杯放在荷叶上让龙口斟满酒，小人便会回去，阁楼门也自动关闭。

　　酒山内设需风力催动的机关，工艺水平极高，但无奈唐玄宗“重文学，轻理工”，马待封的精湛技艺并未得到丝毫重用，他的诸多理念也没有传承下来。留下的只是穷困潦倒归乡的故事，被好事者调侃姓名：“为皇帝做牛‘马’，等‘待’到死也无‘封’赏。”

　　现代人惊叹于古代能工巧匠非凡的智慧，而在古代，他们的作品只被视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是上不了台面底层人的小玩意儿。历史上各朝代对四书五经的推崇，对数理机械的漠视，暗含了对科技的摒弃，也为封建王朝未来的覆灭埋下深远的伏笔。

　　明清——大落大起之间

　　明朝工匠处境进一步紧收。它承袭了元朝的匠籍制度，匠户身份父死子继，役皆永充。除非官府放免，否则只能终身为匠，子孙也不能脱离工匠身份。被编入匠籍的人，需要按照“匠不离局”的规定，终身只能在官营手工业中被强制劳动，依附于封建王朝，没有决定自己人生的自由。

　　“每日绝早入局”“抵暮方散”是匠户的工作常态，工作繁重之外，也会受到官府的压榨剥削，官员们往往会巧立名目，“捕风捉影，蚕食匠户，以供衣膳”，一部分生活艰难的底层匠户常常衣食不济，甚至质典子女以维系生活。

　　政府为维护官营手工业的生产秩序，对工匠管理严密。《大明律》中针对工匠的法律条文多以惩罚为特质。在这样严苛的制度下，匠户消极怠工或者逃亡来脱离匠籍身份的行为屡见不鲜。正统三年各处逃匠四千二百五十五人，正统十年逃匠万人，景泰元年逃匠三万四千八百多......尽管针对此类情况颁布了“清理勾补”的相应政策，依旧无法挽回大局。

　　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导致手工业者的生产效率十分低下，匠户的反抗不仅会影响封建统治者对手工业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匠户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匠班银”的出现让匠人可以通过缴纳钱财代替劳役，解放了部分工匠和官府的强捆绑，给予了一定的自由空间。

　　明中后期，科举开始向匠户开放，匠籍人员也可以登科入仕。除此之外，也有匠人不通过科举考试，仅凭借自己的高超技艺进入官僚阶层。清代赵翼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记载了明朝数次匠人入仕的经历：“蒯祥、蒯义、蒯钢、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左右侍郎。陆祥以石工，官至工部左侍郎。”

　　工部是管理全国工程事务的机关，尚书和侍郎分别相当于长官和副长官，职位甚高。而有丰富制造经验的匠人也会直接参与大型工程的管理。优秀匠人担任政府职务直接入仕已成制度。

　　尽管有少量匠人可以入仕为官，且官至尚书，但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士大夫群体对工匠群体的认可度依然不高，数次上奏质疑匠官合法性，导致匠官大面积降职。《明实录》中虽然称赞工部左侍郎陆祥“为人颇谨愿”，但紧接着就说“士夫不以其出自杂流而弃之”——“杂流”一词不禁让人唏嘘。

　　到了清代，统治者对工匠态度更为友善。匠籍制度被废除，匠班银也被免除，官府试图以招募雇佣的方式召集工匠做工。然而大量免费劳动力和财源的损失使得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匠籍和匠班银随之恢复。政策的废除和重现都过于武断和思虑不周，由此对产生了诸多不合理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匠户需要承担“民籍”与“匠籍”两种赋税。匠户逃亡再次“蔚然成风”。

　　这种情况下，清朝政府不等不再次改革，将匠班银摊入田地赋税。从此，工匠才终于摆脱了匠籍制度的捆绑与免费劳动力的提供。

　　清代统治者也允许“匠人留名”。工匠在作品上署款，使其幕后的身份逐渐走进大众的视线——匠人不只是制造工艺品的“工具”，其劳动价值和社会地位也因他们的作品而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