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马头墙文化及其价值

　　徽州地域建筑中的马头墙构件，造型优雅且极具辨识度，作为徽州地区最为著名的文化符号之一广受认可，数次作为安徽的标识出现在各类重大活动背景设计中。徽州马头墙的造型并不局限于徽州或安徽区域范围，在我国多地可见，深入人心。由此，厘清徽州马头墙这一地域建筑特征的缘起，探究徽州马头墙的对外流布，可为增强文化“软实力”、树立文化自信、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传播中华文化，带来些许启发。

　　徽州马头墙的缘起

　　现代普遍使用的“马头墙”称谓出现得很晚，《辞海》《新华词典》均未收录，这种建筑墙体造型或许仅因形似马头而得名。因“马头墙”一词与青砖、小瓦相配，可读出徽州的独特韵味，故“马头墙”的称谓传播甚广，更为现代人熟知。徽州人至今仍使用的“防火墙”“封火墙”“风火山墙”等称谓，则昭示了其为防火而生的本质。

　　中国传统建筑多为木构，饱受火患侵扰。古人很早就发现夯土或砖石墙体能够隔绝火源，距今8000—4800年的大地湾遗址代表性建筑F901中大量采用的木骨泥墙和草泥包皮的建筑方法，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建筑防火技术。先秦时期，人们将草茎泥或石灰涂抹在木柱和墙体表面作为防火保护层，并逐渐采用不易燃的薄石片、陶瓦取代天然的可燃材料（草、木板及树皮等）铺在屋顶上。秦汉至南北朝，城市中开辟专门用于灭火的水井；皇宫中开河引水，宫墙外以大铁镬盛水，每百步一置；逐渐采用不易燃的砖石材料修建佛塔；汉代的粮仓也修筑高墙抵御火灾。隋唐五代时，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街道间距与防火之间的关系，在城市规划时，规定了各等级街道的宽度。宋代人口增加，居民区人口更加稠密，南宋时，高宗赵构曾诏令临安府有计划地开辟火巷，以防火势蔓延。元代，官方使用石料取代一些重要建筑的构件，以提高建筑耐火等级。

　　建造高大墙体以辟火、毗邻水系选址、大型住宅内部设置火巷、以不易燃的砖石为建筑材料等，这些千百年来古人的探索最终凝练于徽州建筑上，为徽州马头墙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徽州马头墙建筑属于我国传统建筑形式中的硬山顶建筑，马头墙位于建筑主体左右山墙，其墙体与屋顶正脊垂直，顶部高出屋面。高出屋面的墙体部分通常按照屋面的走势砌筑，山墙中部位置最高，两侧呈阶梯状或曲线状下延。在墙体与屋面交接处将木梁、檩条封在其中1，不仅围合砌体，更起到了部分辅助承重功用。

　　探究马头墙的缘起，须梳理硬山顶建筑的历史。现存住宅建筑古构较少，盖因住宅在实用方面无永固之必要，随生活之需可修改重建。现今，除山西高平中庄村姬宅、阳城上庄村两处元代民居外，已难以觅得保存完好的元代之前的民居。宋元时期我国的界画艺术已发展至顶峰，画家使用界尺引线绘制建筑物，且注重细节描绘。对宋画的研究，是建筑史学界研究宋代民居建筑最常见的方式。现存的古画如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南宋《中兴祯应图》、刘松年《四景山水图》、马远《华灯侍宴图》等，均未发现确凿无疑两侧未出檐的硬山顶建筑。北宋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营造法式》中，也未列出硬山式屋顶做法。元代的民居建筑样式可从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壁画上找到一例，为北方四合院样式，该建筑侧面可见悬鱼构件，为悬山顶建筑的特征。仅存的几处元末民居建筑，屋顶亦为单檐不厦两头造[4]，即悬山。至明代，有部分中晚期的民居实例留存，其中不乏硬山顶建筑，明代版画中也常见硬山顶建筑。此外，北京故宫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宫殿建筑群，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宫殿后寝的部分附属建筑为硬山建筑，但保留有由悬山改造的痕迹，或可以认为是悬山顶向硬山顶过渡的中间状态。[5]清代，硬山顶建筑实例较多，并有相关规制可供参考。

　　直至宋元，中国民居的主流依然是侧面出檐的悬山顶建筑，而非防火功能更佳的硬山顶建筑。但硬山顶的建造工艺与歇山顶、庑殿顶等相比并不复杂，与悬山顶在外观上最大的区别仅为两头不出檐，所以硬山顶建筑工艺的产生时间可能并不晚。例如，陕西曾出土过一件仓房近似硬山顶的汉代明器，但汉代明器和画像砖石中暂未见民居建筑主体使用硬山顶的实例。究其原因，以夯土墙为主体的硬山顶建筑，侧面不受屋檐保护便极易被雨水侵蚀，缩短建筑寿命，使得硬山顶建筑从产生起便长期游离于居住建筑的主流建筑形式之外。砖石结构的硬山顶建筑虽具有坚固、防雨、隔热等优点，但需要耗用大量人力物力，受生产力因素的限制，普通居民无力使用。

　　明初营建了大量工程项目，包括营建宫殿、陵寝，修筑都城及地方城市城墙、整修长城等。这些需要耗用海量砖材的宫室、城防工程，促使了明代官办砖窑的迅速发展。如申时行所著明万历内府刻本《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仅南京一城就征召了2373名窑工。随着洪武、永乐两朝在南京、北京大规模营建项目陆续完工，统治阶层对官办砖窑的需求大量减少，官办砖窑逐渐转为民用。得益于此，相较前代，明代砖材产能剧增，价格相应下降，民居也有条件大规模采用砖材建造。由于砖材具有出色的防水、防火、防腐等性能，建筑屋顶并非一定悬出山墙之外以保护墙身，硬山顶建筑自此在民居中迅速普及。自此，客观上完成了徽州马头墙所需的物质准备，毕竟徽州马头墙建筑仅是硬山顶的进一步美化与装饰。

　　明代徽州府，包括今安徽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及江西的婺源一带。唐末五代至两宋时，北方移民大量迁居至此，使得此地人口稠密。徽州多山多丘陵，故而民居大多沿水流密集分布，家家户户首尾相连，一旦火患发生，危害巨大。

　　丁廷楗修、赵吉士纂《徽州府志》卷五《名宦》（康熙十八年刻本）载：弘治癸亥年（1503年）“郡数灾……歆至，思所以御之。乃下令，郡中率五家为墙。里邑转相致。家冶崇墉以居。自后六七十年无火灾，灾辄易天，墙岿然。”1977年安徽歙县出土的《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记》《郡侯何公德政碑阴叙》2，印证了《徽州府志》的记载，且更详细地叙述了整个过程：“徽郡城中，地狭民蕃，其与郭外与各都鄙亦然。所最虑者，火患耳。其患或一年一作，或一年数作，或数年一作。作之时，或延燔数十家，或数百家，甚至数千家者有之。民遭烈祸，殆不堪病。弘治癸亥夏，何君以名御史来守是郡……一日，烈焰又作，君驰救之……诘朝，君乃召父老骈集于庭，喻之曰：‘吾观燔空之势，未有能越墙为患者。降灾在天，防患在人。治墙，其上策也。五家为伍，甓以高垣，庶无患乎。’……君乃下令‘五家为伍，其当伍者。缩地有六寸为墙基；不地者，朋货财以市砖石，给力役。违者罪之’……不期月，城内外墙以道计者，二千有奇。”3当地百姓感激何歆，立《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记》。由此可知，这些高墙便是如今徽州地区众多马头墙最初的由来。

　　也有学者认为马头墙建筑文化并非源自徽州，明代火墙的记载除《徽州府志》中何歆所造的封火墙，还有《广西通志》和《南平县志》两处。886《广西通志·祥异》载，嘉靖九年（1530年）九月，广西梧州大火，第二年，知府请提督“筑一火墙，以防火患，民甚赖之”。《南平县志》载，万历三年（1575年）当地遭到火灾，郡守命当地富户吴侃侃、徐佑等人捐献银两建了7座防火墙；万历六年（1578年）冬，复遭火灾，拓基又成2座，总共9座防火墙。在数量上，这两地与徽州府“城内外墙以道计者二千有奇”相距悬殊。实际上，用几座火墙便防住全县的火灾，说明这是明中期后出现的另一种形式的防火墙，即“分区防火墙”，又称跨街防火墙：墙与墙间距百余米，或十余米，跨街砌筑，在街道处留有劵门，门与街道等宽，以利交通。跨街防火墙实物很多，老县城尚有残留，最典型者莫过于近年修复的浙江宁海老城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广志绎》中描述了沿海地区的一种两山墙高起的建筑：“南中造屋，两山墙需高起梁栋五尺余，如城垛，然其近墙处不盖瓦，惟以砖瓮成路，亦如梯状，余问其故，云近海多盗，此夜登之以了望守御也。”[8]似乎与徽州马头墙造型相似，但文中“如城垛”“近海多盗”“登之以了望守御”的描述，说明它更接近民间防御性建筑。广东即出土有汉代这类建筑明器，被称为“坞堡”。

　　此外，为了美观或节俭，将避火的墙体设计为阶梯状的情况亦不罕见。康熙十八年（1679年）太和殿失火重建后，为防火便修筑了随台基递落的红墙。何况，高墙防火的原理古人早已知悉，在徽州以外的地区存在外形或功能相似的个例也属自然。但徽州马头墙不仅是建筑形式，也是地域建筑特征。形成地域建筑特征，必然反映地域特点，且在该地域数量众多，被民众广泛认可和使用。虽然民居密度较大、易遭火患的聚落特征并不罕见，但根据《中国消防通史》对火墙的所有记载及现存的考古资料，因“地狭民蕃”“最虑者，火患耳”，从而使得郡守以行政命令确保在民居上规模化、制度化建造高出屋面的巨大墙体阻绝火患的，只有明代徽州府。且《徽州府志》所记内容并非孤证，既可与20世纪70年代出土文物所记内容互相印证，又有当地大量实例可供参考。

　　综上，随着消防理论的发展及硬山顶建筑的普及，因明代的徽州府特殊聚落类型和地形地貌造就的易遭火患的地域特征，太守以强制政令使得这种脱胎于硬山顶建筑的徽州马头墙成规模建造。此后，马头墙在周边逐渐普及，成为地域建筑特征并延续至今。

　　何歆在徽州推广的高大火墙，是功能性的砖砌体，官方记载中未提及墙头是否盖瓦、是否有叠涩出墙的“马头”和“缩腰”的墙身。观察早期描绘有马头墙的书画作品，会发现最初的徽州马头墙造型简单，与今天精美复杂的马头墙有很大不同。

　　徽州马头墙造型的演变，源于徽商所持财富与社会地位间的矛盾。明清时期，徽商的兴起给当地带回了大量的财富。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社会阶层低下的徽商无权使用高等级的屋顶形式，斗栱和彩画的使用、房屋的间数也受到严格限制。虽有违制、僭越的情况发生，但更多的官商士绅、殷实商贾采取房舍庐舍的精雕细镂、奢华装饰以满足内心欲望的膨胀满盈。[9]这些装饰包括今天所见徽州建筑上著名的木雕、石雕、砖雕等构件。马头墙位于建筑的最高处，位置极为显眼，自然应匹配相应的礼遇。故而，此时期的马头墙被精心修饰、穷极工巧，以炫耀房屋主人的财力与品位：墙顶挑三线排檐砖，上覆以小青瓦，并于每只垛头顶端安装博风板；上面再安装各种式样的“座头”（也称“垛头”），有雀尾式、印斗式、坐吻式等数种，不同造型也昭示着主人的身份以及对子孙后代在文、武等不同发展方向上的希望。

　　徽州传统的大宅院落布局被称为“四水归堂”，院落藏在天井之中，房屋外部连成一个整体。为适应建筑不断扩大的进深，马头墙两侧阶梯状部分也相应分为三叠、五叠4，且有屏风墙、观音兜等各种变体，其规格象征着房屋主人的地位和财富。五叠马头墙象征着五个山峰（即五岳），被称为“五岳朝天”。“五岳朝天”与“四水归堂”相对应，喻示着聚财、求富贵的美好愿景。

　　自此，徽州马头墙既承担防火阻燃的功能，又富有美化单色屋面的艺术性，还寓以人们对生活期望的文化内涵。

　　徽州马头墙的流布

　　徽州马头墙是徽州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但今天徽州马头墙的造型早已流布各地，以江苏、浙江、福建、广西等地为多。徽州马头墙作为文化符号的流布，归因于徽商经营活动的传播。俗谚“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徽商在全国各地经商，把徽州的文化和习俗，包括徽州的建筑文化及建造技术带到了各地，尤以江南地区最为典型。

　　绘画和版画作品一经创作便较难涂改，且既是描摹城市或建筑，实难凭空描绘当时未有之建筑形式。故此，可从明清图像资料和建筑实例探究徽地马头墙肇始后流布江南地区的时间节点。以苏州为例：

　　据《徽州府志》载，何歆带领当地百姓建造封火用的马头墙，发生在弘治癸亥年（1503年）至正德元年（1506年）之间。创作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三年（1602—1605）的徽派版画作品《环翠堂园景图》，描绘了徽州休宁富商、官员汪廷讷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在休宁所建隐园的盛大景象，图中已有与今天形态相似的马头墙建筑出现。几十年后，苏州版画作品《姑苏万年桥图》中的苏州沿街建筑均为两山墙未高出屋面的硬山顶建筑，未见马头墙建筑。虽不能据此定论此时苏州是否有马头墙，但至少可说明其并不常见。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苏州籍宫廷画家徐扬向皇帝献上了他耗时二十四年绘制而成的《盛世滋生图》。此图绘有木渎镇、苏州郡城、山塘街、虎丘山等地，表现了乾隆年间这一地区的城市风貌。值得关注的是，图中的民居基本为山墙未出檐且未高出屋面的硬山顶，建筑外形与《姑苏万年桥图》别无二致，但已出现使用山墙高出屋面的马头墙建筑的沿街商铺。清中期正是徽商在这一带最为活跃和鼎盛的时期，这些使用了马头墙的店面集中在一条街道上，并非整划化一地在一条直线上，而是马头伸缩有度、山墙参差不齐，说明图中的街道是逐渐形成的，商铺建造有先后。清末的苏州，已有照片存世，可以见到此时依然有大量的硬山顶民居，外形与明代版画所绘极为相似，但亦有很多民居建筑使用了两山墙高出屋面且阶梯状递落的马头墙。

　　据此应可推断，明代中晚期，徽州的马头墙为徽商常用的建筑构件。清代，徽商在经营地建造带有马头墙的建筑，在清中期已形成整条街道，但徽商商铺的建筑特点对当地民居影响有限。至晚在清末，马头墙已融入当地普通民居建筑中。

　　传播学的构成要素一般包括信息源、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

　　在徽州马头墙传播的过程中，信息源是徽州建筑特征。徽州马头墙和徽州其他地域建筑特征共同构成了特色鲜明的徽州地域建筑文化。文化是抽象的概念，本身无法被直接感知。然而文化只有在人类能够直接感知的前提下，方可独立在人群之中传递，这便需要文化符号这一文化可感载体。对徽文化而言，徽州马头墙正是最重要的可感知载体之一。

　　徽州马头墙的传播者是徽商。从实用角度而言，徽商每到一地，必须解决“铺”和“住”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人的记忆分为潜意识记忆和认知记忆。认知记忆可以根据事物的视觉特征意象化，进行形式编码。[10]徽商背井离乡，长期在异地漂泊，内心孤独，缺乏认同感，很容易产生思乡情绪。他们获得财富后，回乡买田置地、修筑祖居祠堂以光宗耀祖的行为，即可佐证。在经营地使用家乡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构件构筑房屋，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身在异地的心理认同缺失，缓解思乡之情。《徽州府志》《歙志》《休宁县志》等地方志及当地的宗谱、墓志等，有多处记载明清时徽商在全国活动的盛况。在清代的一些文人笔记和通信记录中，亦有描述徽商在经商地建房筑屋的情况。例如，《扬州画舫录》一书详述了徽商在扬州建造园林、以文会友的文化活动事迹。[11]清代徽商在武汉建立了汉口紫阳书院，《汉口紫阳书院志略》中的《始建祠记》一篇中有“身入书院之中，家置浮云之外。一呼四应，工师来自故乡”的诗句[12]89，即当时的徽商从家乡带来工师，在经营地建屋。《纪火》一篇记载：“康熙庚寅八月二十六日……书院墙垣高峻，幸无恙。附近民居，悉为灰烬。”[12]111文中保护徽商建筑未被火患损毁的高峻墙垣，可能正是徽州马头墙。乾隆十九年，徽州、宁国两府绅商在上海设立了徽宁思恭堂[1226，在《徽宁思恭堂》的图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头墙。

　　受传者是徽商经营地的居民，讯息则是徽州马头墙的外观。从实用的角度看，马头墙有着出色的防火性能；从视觉感知的角度看，马头墙每一阶相似的造型符合平面设计的构成原则，使得马头墙作为视觉符号的价值可以脱离建筑本身独立存在。所以，在现代诸多以徽州文化为主题的平面设计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仅包含马头墙单体形状的图案。马头墙相对简单的造型具有较高的可识别性和可复制性，这是徽州其他代表性文化如“徽州三雕”（木雕、砖雕、石雕）、新安画作等所不具备的，也是其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

　　传播媒介即徽商在经营地所建房屋，徽商的经商路径也即徽州马头墙的传播路径。依据前人研究，徽商经商的主要路径如下：民国期间的《绩溪县志馆第一次报告书》《胡适之先生致胡编篡函》提到：“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如金华、兰朝为一路，孝丰、湖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自绩溪至长江为一路。”民国人程宗潮撰《徽人往外经商水陆路线说略》一文，将徽商的经营路线归纳为三条水路：新安江、婺水、大洪水；八条陆路：老竹岭路、余杭路、丛山关路、新岭路、箬岭路、羊栈岭路、大拱岭路，马金岭路。第一条水路和第一、二条陆路直达江南；第二、四、五、六条陆路达沿江各埠，东抵吴淞，西溯巴、鄂，亦以江南为终点。所有水陆路线，尤以新安江为主动脉。徽商由徽州地区去往江南一带的轨迹和路线分为水路和陆路，水路即沿新安江到达淳安、建德、杭州、上海、兰溪、金华及衢县各埠；陆路即今天的徽杭古道，经渔梁、鲍家庄、呈村降、大阜、霞坑、苏村、杞梓里、三阳、老竹铺、昱岭关至昌化新桥铺，再通杭州。这些路径沿岸，如今都能看到马头墙的分布。此外，既然徽商经商的路径与马头墙传播的路径吻合，由安徽省芜湖市和江苏省南京市及周边区域马头墙建筑的大量遗存可知，前人研究中常忽略的一条线路———徽商入宁路线同样十分繁荣。据嘉庆《休宁县志》卷一所记，徽商由徽州进入南京（江宁）的路线，“由郡城（歙县）逾绩之新岭、宁国﹙府﹚之旌德，经南陵、太平﹙府﹚之繁昌、芜湖及其府﹙当涂﹚，以达于省﹙江南省首府南京﹚”，不仅有陆路，且有平行陆路的水路，即沿青弋江至芜湖再汇入长江，然后顺流至南京及下游城市。

　　传播最终获得的反馈是：随着徽商在江南地区大量建造拥有马头墙的建筑，马头墙逐渐成为徽州文化在江南地区的视觉载体，向当地居民传播徽州建筑的审美志趣，让这一文化符号根深蒂固地停留在当地人的脑海中。当徽商走向没落，徽文化的辐射圈日渐缩小，马头墙却依然顽强地伫立在建筑群中，并逐渐被当地建筑文化所吸收，成为徽州文化曾经影响江南地区建筑风格的印记，并被广泛用于现代建筑装饰。

　　这一传播过程正是文化符号作为文化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可感知载体，以可视化的形式对社会群体进行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

　　徽州商人出于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使用家乡徽州的地域建筑构件和建造方式营造自己的房屋（住宅、会所、公所等），从而将马头墙建筑流布江南。由于它具有美观质朴的外貌和出色的防火性能，便在江南地区传播开来，并且根据各地的传统、审美、地理条件的不同，演变出更多的形态，明代南京派驻戍边的官兵，甚至将江南的建筑文化融入了边远的云南、广西等地。

　　启示

　　以史为鉴，可知未来。今天的中国，物质财富快速增长，文化发展任重道远，我们不仅迫切需要重塑文化自信，还需要拥有契合时代要求的文化载体，在中国经济、政治走近世界中央的进程中，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徽州马头墙的缘起与流布，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案例。

　　徽州马头墙是徽州民居的重要特征，既渊源于明代一次火灾后的政令，又是防火理论的发展、硬山顶建筑的普及和徽州特殊地貌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徽州马头墙防火的原理来自我国千百年来防治火患的实践。地狭人多的聚落类型、硬山顶建筑、阶梯状递落墙体、墙头雕饰的各类纹样如卷草文、万字纹等均非徽州独有。但这些特点结合在一起，加之政令的推动，使得马头墙和其他徽州建筑代表性特征一起，形成了独属徽州的地域建筑文化。伴随马头墙在徽州及周边地域的不断发展，在防火功能之外又拓展了装饰、艺术等多方面功能，还赋予了徽商好儒、尚仕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造型各异的马头墙，成了表征徽商故里“徽州”的文化符号。

　　徽州商人随其发展足迹将马头墙传播到江南地区，旁及部分偏远地区。同时，徽州的建筑艺术、审美取向、文化传统等，也通过徽商建筑推广到各地。由此，马头墙作为成熟的文化符号，助力徽文化传播的同时也促进了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今天的原徽州全境以及江南部分地区，仍可在现代建筑上找到与防火功能无关的马头墙造型装饰构件。甚至是地球另一边的美国，在波士顿、纽约唐人街的高层建筑上，也偶有这种两面高出屋顶阶梯状递落的墙体。马头墙文化已演变为江南文化，甚至成为中华文化在建筑领域鲜明的文化符号，最终装饰在不能发挥封火作用的现代建筑上。

　　无论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唯有兼收并蓄方能铸就新的辉煌。在推动文化发展，增强文化“软实力”，树立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政策的引导和扶持同样必不可少。科学的决策会加速文化发展、交流与融合的进程，使优秀的文化成果繁荣、稳固。世界各国使用着不同的文字和语言，在交流中难免会有障碍与隔阂，但视觉符号却能突破这种障碍。视觉图像比语言、文字更直观，可以传达思想、影响风格。在特定的情境下，视觉符号甚至可以变为一种权力。比如，西方国家运用视觉符号，通过对海报、符号、标识、影像等色彩、构图进行精心设计，依靠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进行文化、审美、意识形态的输出，以增强国际话语权。

　　中华文明悠远的历史长河积累、埋藏的优秀文化灿若繁星，众多像徽州马头墙这样造型优美、内涵丰富但已失去最初功用的建筑结构被什袭珍藏。我们应遍历中华文化细节，选取合适者凝练为可视化的文化符号。

　　当年的徽商或许没有传播徽州建筑文化的主观意图，但客观上通过马头墙这一视觉的文化符号将审美志趣留在了经营地人们的记忆中，影响了当地建筑的审美取向。文化符号印刻于记忆之中，是无形的影响，即使当地人不再记得徽商的故事，但徽商留下的视觉记忆已经无法抹除。今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贸易伙伴遍布全球，为中华文化“软实力”走向世界奠定了物质基础。我们可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种宣传中、在对外援建工作的各类基础设施上、在中欧班列的外观和内设、在所有对外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使用徽州马头墙等中华视觉符号。无须通过文字、语言的宣讲，在全球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背景下，用视觉这种最直观却也最潜移默化的方式，将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不仅在发达地区，也在偏远的第三世界国家，传达中国和平、友善、高尚、先进的审美志趣，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精神标识在世界文化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