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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大邑县三岔镇赵庵村古城埂附近，距今大约4500年前的神秘古城正慢慢被揭开面纱。
位于成都平原西南缘的这处城址被称为高山古城遗址，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古城遗址。其面积约有34.4万平方米，作为成都平原史前考古的新坐标，自2003年发现以来，就给考古工作带来了无数惊喜。
3月15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了近年来高山古城遗址的考古成果。2015年和201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高山古城遗址中部低洼地带文化层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共1600平方米。获得的遗迹现象十分丰富。
高山古城发掘现场负责人刘祥宇介绍来自长江中游风格的陶器“豆”。
高山古城发掘现场负责人刘祥宇介绍来自长江中游风格的陶器“豆”。
其中，发现的116具人骨资料保存十分完好，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的人骨资料，这些骨骸遗存中，还出现了长江上游地区最早的拔牙现象。与此同时，在以西北风格陶器为主的城址内，出土了不少来自长江中游风格的陶器“豆”。这些发现为进一步了解古蜀人的来历提供了依据。据此，考古专家推测，古蜀先民或由西北甘青地区、长江流域两地迁徙而来。
A遗物 人骨 现长江上游最早“拔牙”
高山古城发掘现场负责人刘祥宇说，此次考古获得了一批保存十分完好的人骨，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的人骨资料，也是了解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居民最直接的资料。
发掘范围内，总共出土了116具人骨，其中最小的是0到1岁的婴儿，也有4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这批人骨之所以能够保存完整，主要与发掘区的水位有关。”刘祥宇说，发掘区东西部水位高，保水环境好，人骨长期浸泡在地下水中，幸运的留存至今。
考古工作人员通过对骨骸形态推测，这些人死后应该是被编织物包裹，以绳束缚后埋葬于墓坑中。“这些人骨有仰身葬，有俯身葬，有屈肢葬，还有非正常死亡的圆形坑。但他们与正常骨骸的状态不一样，比如锁骨正常一般是45度倾斜，但我们发现的锁骨是耸立起来的，膝关节有的紧紧靠在一起，有的是交叉在一起。”刘祥宇说。
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骨骸中，考古队发现有十余个个体拔除了上颌侧门齿，这是目前成都平原所见的最早的拔牙现象，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现拔牙现象地理位置最为偏西的。为什么拔牙?排除了拔去坏牙的可能后，专家认为，可能是成人礼，也可能与宗教有关。
刘祥宇介绍，新石器时代的拔牙习俗流行于海岱地区，特别在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的大汶口文化中大量流行。在龙山早中期的长江中游地区，房县七里河遗址的石家河文化墓葬中也发现了多例拔牙人骨个体。
虽然高山古城拔牙现象出现的时代已晚至龙山晚期，但已是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拔牙现象。他认为，“拔牙”风俗从东部地区流传至长江中游，再传播到四川，极有可能暗示了4500年前，长江中游可能有人群迁徙至成都平原。
高山古城遗址发现的澄滤器。
陶器 古蜀人用上了“滤水器”
高山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通过为期近一年不间断的拼对工作，考古工作人员在出土遗物中复原了完整陶器数十件，从口部连接至近底部的标本近百件。其中，还确认了一种早于宝墩文化的遗存，暂称为“高山一期遗存”。这类遗存从层位上早于宝墩文化最早阶段“宝墩文化一期早段”，器类和器形上也与宝墩文化有差别。
在近百件标本中，一个高约20厘米、底部有两个小圆洞的陶器被刘祥宇拿起来。“它可能是最早的滤水器。”根据器物，刘祥宇推测，古人可能通过这种工具，借用鹅卵石、泥沙等，通过物理过滤方法净水，这反映了古蜀人的生活面貌和文明程度。
他认为，拥有一种文化的人群从原始状态到文明状态是需要时间过渡的。比如此前发现的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器物的器形很少，制作方法也相对原始。而宝墩文化一经发现，就出土了许多形制各异的陶器，表现出一种成熟状态。他推测，这种表现也许说明了在此居住的人群并非原生居民，而是从其他地区迁移而来的。
“宝墩文化陶器比较特殊，和其他文化区别很大，从高山一期发掘来看，风格大都接近西北，但唯独出土一种长江中游风格的‘豆’，是西北地区所没有的。”他认为，长江中游的“豆”比高山遗址发掘的“豆”出土更早，是否说明了高山遗址是西北地区和长江流域文化的汇聚地带?
这个发现使考古工作人员对成都平原史前史的认识进一步得到深化，说明宝墩古城、高山古城、盐店古城等并非凭空出现，高山一期遗存的居民在此之前已经在成都平原进行了多年的生产生活活动，为城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也体现了文化和人群在不同方向的流动，体现了人群组成的来源复杂。
出土的折沿圈足罐。
B推测 古蜀先民来历组成丰富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历史烟云中，古蜀国的传说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
对于古蜀人的来历，学界主要有两种猜测。一种通过陶器和长江流域文化的对比，推测古蜀人来源或许和长江中游有关。另一种说法认为，在岷江流域上游有新石器时代居民存在，古蜀地区与其地理位置接近，推测古蜀先民可能从从西北甘青地区迁徙而来。而此次高山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更直接地为进一步了解古蜀人的来历提供了依据。
“高山古城遗址的先民来源和组成也许是非常丰富的。”刘祥宇说，无论是陶器“豆”的出土，还是人骨中拔牙习俗的发现，都从侧面佐证了高山古城先民来源的复杂性。
他猜测，如果有拔牙习俗的人群从东部有此风俗的地方而来，并且保留了这种习俗，而从西部来的人群没有这个风俗，那就能够解释发现的116具人骨中仅有10多个例子存在拔牙现象。
而通过对人骨遗存中碳氮同位素和锶同位素的检测，能够得出人群是否从外地迁徙至此，DNA检测则可能判断出这些人的祖先是谁、从哪里来。另外，筑城方式也能佐证高山古城遗址地区的人员组成的多样性。
目前，高山古城的动物、植物、人骨、陶器、石器的相关检测工作仍在进行中，未来，骨骸DNA测试结果将向今人展现成都平原史前先民的体质结构特征，为进一步了解古蜀人的来历提供依据，古蜀文明蒙上的神秘面纱有望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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