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女林徽因的家国情缘

我要发布     发布日期:2020-09-05 09:58:53  来源:建筑史学  作者:陈新华
核心提示:1932年10月,林徽因、梁思成一同对北平郊区古建筑进行考察。考察归来,他们联手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4期发表《平郊建筑杂录》一文。

  1932年10月,林徽因、梁思成一同对北平郊区古建筑进行考察。考察归来,他们联手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4期发表《平郊建筑杂录》一文。文章署名梁思成、林徽因,但一望可知是出自林徽因的润色。作为一个古建筑学家,林徽因有她的特色,身兼史学的哲思、文学的激情、诗歌的浪漫,她的学术报告读来更像隽永的文学作品。


  譬如描写卧佛寺的文字:“再进去是正殿,前面是月台,月台上(在秋收的时候)铺着金黄色的老玉米,像是专替旧殿着色。正殿五间,供三位喇嘛式的佛像,据说正殿本来也有卧佛一躯,雍正还看见过,是旃檀佛像,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东西。却是到了乾隆年间,这位佛大概睡醒了,不知何时上哪儿去了。只剩下后殿的那一位,一直睡到今天,还没有醒。”又如记述万佛龛:“这小小的佛龛,至迟也是金代遗物,居然在杏子口受了七百年以上的风雨,依然存在。当时巍然顶在杏子口北崖上的神气,现在被煞风景的马路贬到盘坐路旁的谦抑,但他们的老资格并不因此减损,那种倚老卖老的倔强,差不多是傲慢冥顽了。”



  古建筑在这里,不只是一堆木料砖石的构砌,而是有灵气的生命。如同诗情,如同画意,更甚至于,给人以超出诗情画意的震动。


  《平郊建筑杂录》语出惊人,制造出一个全新的“建筑意”的概念。它透露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建筑观—在理论渊源上,受西方“学院派”建筑理论的影响,注重建筑审美,但最终的归依点,始终在建筑的文化意蕴与民族性。


  林徽因之后,1979年,挪威城市建筑学家诺伯舒兹提出了广为人知的“场所精神”,呼吁人们重视自己的优秀传统,时间上,比林徽因晚了近半个世纪。


  “建筑意”成为林徽因和梁思成对建筑学界的一大贡献。文章背后的林徽因和梁思成,不仅仅是埋头记录尺寸和方位的建筑师。在他们眼里,古建筑是“技术与美”的结合,“在光影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更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这样的“建筑意”,穷思千古,正所谓不仅用科学家的头脑,而且用中国人的心。大地上散落着被风雨剥蚀的古建筑,第一次遇上了有现代学术眼光和同情心的探秘者。而“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即“建筑意”的收获,则成为长途苦旅后非个中痴人而不能体验的感受。


  1932年以后,林徽因、梁思成便是以这样的理解进行古建筑考察的。1932年,营造学社陆续又增加了新的成员。这一年8月,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应邀加盟,刘敦桢与梁思成携手,成为支撑营造学社运转的两大支柱。与刘敦祯前后脚加入学社的,还有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期毕业生刘致平,以及后来成为梁思成弟子的莫宗江、陈明达。营造学社这时候分为法式、文献两部,梁思成主法式部,负责古建筑测绘、绘图,刘敦桢主文献部,负责古籍文献整理。日本人伊东忠太关于古建筑研究中日分工的建议,由这两个中国人领衔,一力承担了下来。朱启钤后来将他们二人称为“北梁南刘”,他们联手开创了营造学社古建筑研究的新局面。这个新局面,梁思成的学生吴良镛总结为9个字—“旧根基、新思想、新方法”,具体讲就是“旧学与新学的结合”,“文献与调查的结合”,“及时将研究发现进行科学整理,并从理论上加以系统提高”。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曾受刘敦桢亲炙,后来成为一代建筑名家的戴念慈也说:“中国营造学社治学的方式方法影响深远,这方式方法就是,从测绘入手来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发展的过程和规律。”


  既然已确定要开展田野考察,紧接着的问题是,中国古建筑遗物种类数量繁多,去找什么,怎么找,从哪里开始?梁思成几经斟酌,做了大量案头工作,“一年四季,出行之前都在图书馆里认真进行前期研究。根据史书、地方志和佛教典籍……选列地点目录”,最终,他选中了蓟县的独乐寺为第一站。


  独乐寺的发现缘于日本学者关野贞。1931年5月29日,关野贞驱车调查清东陵,途经蓟县时无意中透过车窗看到路边一座古建筑,虽有一道砖墙相隔,深具经验的关野贞“一瞥之下”仍认定这是座非常古老的建筑物,“遂停车,从旁小门进入”,仔细勘察之后,发现山门与后面的高阁竟都是辽物,而且数尊塑像也与建筑同时。


  从独乐寺返回北平的关野贞心情起伏难平,赶往宝珠子胡同向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文献部主任阚铎分享自己发现独乐寺的始末。以关野贞的学识和在学界的影响力,他的故事一经传开,即刻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尚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刘敦桢在这一年译介日本考古学者滨田耕作的《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时,特意提到关野贞对独乐寺的考察:“(鸱尾)……此制宋后失传,最近关野氏发现辽初建造之蓟州独乐寺中门,具有鸱尾,恐为国内唯一遗物……”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也说:“翻阅方志,常见辽宋金元建造之记载;适又传闻阁之存在。”


  在传闻的吸引下,1931年秋,梁思成计划出发寻访独乐寺,无奈“行装甫竣,津变爆发,遂作罢”,这一推迟,就到了1932年。1932年4月的一天,天还没亮,乍暖还寒的早春季候里,梁思成和他在南开大学学习的弟弟梁思达一起赶往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挤上了已经被塞得满满的车厢。这趟今天从北京出发不足两小时的路程,当年他们颠簸了整整一天。“那时的道路大都是铺垫着碎石子的土公路,缺少像样的桥梁,当穿过遍布鹅卵石和细沙的旱河时,行车艰难……到达蓟县,已是黄昏时分了。……先互相抽打一顿,拍去身上浮土,才能进屋。”路阻且难,兵匪横行,安全也不能保证,到达当晚梁思成打电话给林徽因说:“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有惊无险的庆幸里,是行路的不易和艰难。


  不过,当他们站在独乐寺面前,看到铺面而来的山门,“檐出如翼,斗栱雄大”,和清式建筑迥然不同,和宋式大异,和唐式极相似,那一瞬间,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梁思成想到了他作为基本资料曾再三翻阅的敦煌壁画图片里的建筑,说:“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这一句,说的是建筑营造的在场感,也未尝不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王朝更迭,变乱频仍,项羽入关而“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二千年来革命元勋,莫不效法项王,以逞威风,破坏殊甚”,能得幸免的古建筑少之又少。中外学者已发现的遗物中,“最古者不过八百九十余岁”。独乐寺则将这一时间大大提前,寺中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比《营造法式》颁行早116年,距唐亡仅77年,年代形制处于唐宋二式之中……上承唐代文艺的遗风,下启宋氏营造,比当时已知的最古木建筑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还要早51年。对于一心要破解《营造法式》的梁思成和林徽因,这无疑是一个大的惊喜。


  这惊喜,一是出于学术本身。因为建设年代上接近《营造法式》,文本和实物彼此对照,互相参详,可以解惑,可以答疑。他们距离自己的目标,无疑近了一大步。二是出于中国人的情感,书生报国的愿望。在连绵不断的民族危机中,他们亟盼着“急起直追,搜寻材料考据,作有价值的研究探讨,更正外人的许多隔膜和谬解处”,从而“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独乐寺的考察,让他们在忧患中看到了希望。就是在这次考察后,梁思成写出了那篇震惊学界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和关野贞只是在辽物中比较的做法不同,梁思成从独乐寺出发,“比照唐(敦煌壁画)、宋(初祖庵和《营造法式》)、明、清,最后才到同是辽代遗物的华严寺、木塔,最终发出辽式特征之问”,如此上下求索,分明是在找寻一部“中国建筑史”。


  建筑学家傅熹年后来评价这份报告说:“通过精密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初步探明宋式建筑设计规律的过程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这方面开天辟地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这篇处女作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


  这样的开始,怎能不令人激动。


  1932年6月14日,在香山养病的林徽因给胡适写去一信,信末说:“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在宝坻县—比蓟州独乐寺或能更早。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信纸后面,是按捺不住的焦灼和期待。


  河北调查增加了梁思成、林徽因的信心,他们由此确立了中国古建筑的考古类型学方法。自此起一直到抗战爆发,田野考察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任务。为寻访古建筑,学社成员如行者般踏遍了北方大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考察意味着什么?曾随梁思成、林徽因一起往太原、汾阳、文水、霍县、赵城多地考察的费慰梅说:


  当时的知识阶级和贫苦农民之间,传统鸿沟依然很深。诚然,失业的或半失业的贫苦农民常到城里寻找低贱的职业,也常从乡下把农产品送到集市上去卖,但是反向交流很少。城里的知识分子要下乡,不仅受到交通的限制,还会遇到许多别的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过往的商贩住的小客栈,通常只有火炕,且满布带有传染疾病的虱子,厕所里爬满了蛆。路边的茶馆供应可口的饭食,至于碗筷和茶饭是否干净,这就很难说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些没有防备的过往行人,有时还会碰到土匪抢劫。



  林徽因、梁思成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则这样描述:餐风宿雨,两周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


  巨大的城乡差别、阶层差别,民生凋敝,完全没有卫生可言的环境,战乱不息,随时还有性命之虞。1932—1937年,营造学社的成员就是在这样的境遇里“孤掌而鸣”。在乱世的喧嚣中,他们“放弃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如行者般寂寞地穿行在山林、庙堂、乡村、江湖所构成的传统中国、被遗忘的乡土社会,虽四顾萧条,而不弃恒心,坚持着“一种别人不屑干、不愿干、不能干的事情”,个中滋味,已经不是辛苦二字所能概括。后来收集在《梁思成文集》第一卷、第二卷以及《林徽因文集·建筑》中的调查报告,就是当时这一份付出的明证,也是他们工作的意义所在。


  1932年6月,梁思成赴宝坻县调查广济寺三大士殿:“那天还不到五点,预计开车的时刻,我们就到了东四牌楼长途汽车站,一直等到七点,车才来到。汽车站在猪市当中,北平市每日所用的猪都从那里分发出来,所以,我们从两千多只猪的惨号声中,上车向东出朝阳门而去。……下车之后,头一样打听住宿的客店,却都是苍蝇爬满、窗外喂牲口的去处。我们走了许多路,天气又热,不禁觉渴,看路旁农人工作正忙,由井中提起一桶一桶的甘泉,决计过去就饮,但因水里满是浮沉的微体,只是忍渴前行。”


  1936年夏,林徽因去青州考察,途中写信给梁思成的妹妹梁思庄:“每去一处都是汗流浃背的跋涉,走路工作的时候又总是早八至晚六最热的时间里,这三天来可真是累得不亦乐乎,吃的也不好,天太热也吃不大下,因此种种,我们比上星期的精神差多了……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


  1937年6月28日,刘敦桢往河北武安调查水浴寺,“行三公里雨骤至,避山旁小庙中,六时雨止,沟道中洪流澎湃,明日不克前进,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内。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旅途的劳顿还不是最难的,在这之后,还有更繁重、更艰苦的工作等着他们,那就是勘察与测量。郊野深山的旧寺古塔,风蚀数百上千年的梁柱,攀爬其上,随时有坠落的可能。莫宗江回忆,测量应县佛宫寺木塔时,“九层重叠,我们硬是一层一层,一根柱,一檩梁,一个斗拱一个斗拱的测。最后把几千根的梁架斗拱都测完了。当我们上到塔顶时已感到呼呼的大风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唯一的办法是攀住塔刹下垂的铁链上去,但是这九百年前的铁链,谁知道它是否已锈蚀断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梁思成自己说:“我攀上塔刹去测量和拍照,由于全神贯注,我竟然没有注意到浮云的迅速掩近,突然,不远处炸起一个闪电,惊吓之中,我险些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中松开握住冰冷铁链的双手。”


  林徽因参加了绝大部分的考察,那几年当中,他们一起坐火车,坐汽车,坐独轮车,骑毛驴,风尘颠簸,走过北京八大处,山西大同华严寺、善化寺、云冈石窟,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县40多处寺庙阁殿,河北正定隆兴寺,苏州三清殿、云岩寺塔,杭州六和塔、金华天宁寺、宣平延福寺,开封繁塔、铁塔、龙亭,山东历城神通寺、泰安岱庙,西安布政司署、陕西药王庙。


  林徽因本人把这样的考察称为“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赖以食宿之处的肮脏和臭气”往往弄得人“毛骨悚然、心灰意懒”,然而一旦在遗建中发现精美奇特的构造,看到“艺术和人文景物的美的色彩”,每每又疲劳顿消,有置身天堂般的快乐。比如,梁思成写广济寺三大士殿:“抬头一看,殿上部并没有天花板,《营造法式》上所称‘彻上露明造’梁坊结构的精巧,在后世建筑物里还没有看见过。当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这先抑后扬的高兴,趣味尤富。在发现蓟县独乐寺几个月后,又得见一个辽构,实是一个奢侈的幸福。”


  林徽因写她的狂喜:“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只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由北平城里来的我们,东看看,西走走,夕阳背在背上,真和掉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云块,天,和我们之间似乎失掉了一切障碍。我乐时就高兴地笑,笑声一直散到对河对山,说不定到哪一个林子,哪一个村落里去!”还有他们共同的欢喜:“我们走时总是一村子的人来送的,儿媳妇指着说给老婆婆听,小孩们跑着还要跟上一段路。开栅镇、小相村、大相村,哪一处不是一样的热闹,看到北齐天保三年造像碑,我们不小心的,漏出一个惊异的叫喊,他们乡里弯着背的、老点儿的人,就也露出一个得意的微笑,知道他们村里的宝贝,居然吓着这古怪的来客了。‘年代多了吧?’他们骄傲地问。‘多了多了’,我们高兴地回答,‘差不多一千四百年了。’‘呀,一千四百年!’我们便一齐骄傲起来。”


  考察途中,当然不尽是惊喜。和点点滴滴发现古建筑的惊喜同时存在的,还有时时刻刻压在心头难以名状的不安。就像林徽因1934年在《山西通信》里所写:“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到处使人心慌心痛。”


  美的东西,都令人不安。


  他们的不安,是为了在现代化面前日渐式微的传统,在西学冲击下逐步消失的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败于近代列强,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对于一切国粹,都失去了信心……审美标准全被搅乱”,“在较保守的城镇里,新潮激发了少数人的奇思异想,努力对某个‘老式的’建筑进行所谓的‘现代化’。原先的杰作,随之毁于愚妄,最先蒙受如此无情蹂躏的,总是精致的窗牗、雕工俊极的门屏等物件。我们罕有机会心满意足地找到一件真正的珍品,宁静美丽,未经自然和人类的损伤。一炷香上飞溅的火星,也会把整个寺宇化为灰烬。”


  还有日益逼近的战争的阴影。1933年,梁思成趁“榆关事变”后的片刻安宁,赴正定调查,在隆兴寺转轮藏殿“发现藏殿上部的结构,有精巧的构架,与《营造法式》完全相同的斗拱,和许多许多精美奇特的构造”,“高兴到发狂”。可仅仅在几天之后,“回到寺里,得到滦东紧急的新闻,似乎有第二天即刻回平之必要。虽然后来又得到缓和的消息,但是工作已不能十分的镇定……一面拼命赶着测量,在转轮藏平梁叉手之间,或摩尼殿替木襻间之下,手按着两三寸厚几十年的积尘,量着材梁拱斗,一面心里惦记着滦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结果是详细之中仍多遗漏,不禁感叹‘东亚和平之保护者’的厚赐”。


  林徽因说:“在这整个民族和他的文化,均在挣扎着他们重危的运命的时候,凭你有多少关于古代艺术的消息,你只感到说不出的难受。如果我们到了连祖宗传留下来的家产都没有能力清理或保护,乃至于让家里的至宝毁坏散失,或竟拿到旧货摊上变卖,这现象却又恰恰证明,我们这做子孙的没有出息,智力德行已经都到了不能堕落的田地。”


  渔阳鼙鼓,烟尘滚滚,那些无法言说的让人欢喜若狂的“宁静的美丽”,山林、庙宇、江湖,木建筑里的中国,无一不笼罩在惘惘的威胁、未知的命运中,随时有可能被革命革掉,被建设除掉,被战火烧掉,“行将于建章、阿房同其运命,而成史上陈迹。……日本古建筑保护法颁布施行已三十余年。回视我国之尚在大举破坏,能不赧然?”



  乱世里的保全和守护,吉凶难卜。惊喜越大,不安越强烈。


  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惊喜和不安相伴相生,如影随形,始终追随着他们,并在1937年夏的五台山佛光寺达到了顶点。


  1922年9月,一位名叫小野玄妙的日本僧人、佛教美术学者赴五台山朝圣时,偶遇佛光寺,被寺中保存的大量古代彩塑吸引。小野玄妙对佛光寺的调查引起日本建筑史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注意。1925年,常盘大定委托太原城内美丽兴照相馆的老板专程往佛光寺拍照。同年,二人合著出版《支那佛教史迹》,书中特意提到佛光寺,因为未曾到过现场,他们依据图片判断,佛光寺建筑年代应该不早于明代。


  佛光寺把发现它的机缘留给了梁思成和林徽因。


  以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支那佛教史迹》极有可能是梁思成与林徽因找到并发现佛光寺的线索,当然,它不是唯一的线索。对他们而言,还有极为重要的文献—敦煌壁画,“因地方的偏僻和气候的干燥,得经千余年岁,还在人间保存……伯希和曾制摄为《敦煌石窟图录》,其中各壁画上所绘建筑,准确而且详细”,他们在此也同样发现了大佛光寺的踪迹。


  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曾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以前的木构建筑,要看唐代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奈良。几年的田野考察,梁思成和林徽因一次次经历古籍中记载的古建筑被重建、改建甚至毁灭的失望,也绝望地想过壁画中的那些唐代寺庙都已荡然无存。但是每一次出行,他们总不免怀着一丝侥幸,希望在远离尘世的大山深处,能找到唐代木构建筑的残迹。北平图书馆收藏的《清凉山志》记载,佛光寺地处台外,香火冷落,寺僧贫苦,无力装修建筑。这或许是一线生机,他们决定去试一试运气。


  1937年6月,刚从西安返京的梁思成、林徽因把8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托付给在北戴河度假的大姐梁思顺一家,与莫宗江、纪玉堂一起第三次前往山西考察。他们从北京坐火车到太原,之后换乘汽车行百十公里到五台县的东冶,“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骑骡入山”。山路倚崖而修,崎岖危险,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拉着骡子前行。这样走了两天,第二天他们到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那是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中,前方有一处殿宇—佛光真容禅寺。殿仅一层,斗拱硕大、有力、简单、出檐深远,随意一瞥,处处显示出唐代建筑的特征。梁思成与林徽因瞻仰之下,不由“咨嗟惊喜”,他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了一个实证了”。


  接下来,是寻找证据。他们攀爬到殿内的“平暗”上面,殿顶黑暗无光,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如同行走在棉花上。用手电探视,只见檩头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无法驱除。那时室内摄影还靠在现场点燃镁粉闪光,每当镁粉一亮,躲藏在梁架间的成群蝙蝠见光振翼惊飞,扬出难耐的秽气,几乎令人窒息。他们“晨昏攀挤,或佝偻入顶内,与蝙蝠壁虫为伍,或登殿中构架,俯仰细量,探索唯恐不周”。因为“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


  工作到第三天,林徽因突然发现大殿梁下有隐约的墨迹。殿内光线不足,字迹又为一层土朱所掩盖,大家审视许久,才认出官职一二,素来远视的林徽因依稀辨出“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几个字。她想起有大殿外台阶前的经幢石柱上也看到过类似带官职的人名,前往核实,果然,经幢上赫然写着“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并刻有“唐大中十一年”的字样,即857年。佛殿主竟是女的!身为发现者的林徽因,是年轻的女建筑学家,这一偶合有如天意的赏赐。面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中的佛光寺施主“女弟子宁公遇”端庄美丽的塑像,林徽因心怀崇敬,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陪伴着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一千年的时光。


  佛光寺大殿经最后确证,是建于唐代后期857年的原构。不仅如此,寺内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加在一起,成独一无二的稀世之珍。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一片红光。他们在这古庙中,激动不已,将带去的全部的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统统打开,大大庆祝了一番。


  佛光寺东大殿成为梁思成和林徽因田野考察中最辉煌、最鼓舞人心的发现。而这时,恰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1937年7月15日,梁思成、林徽因由晋北到代县,拿到了前几日的报纸,看到赫然在目的大标题: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战争爆发已经一个星期。他们只有匆匆返回北平,并在两个月后流亡西南。1944年,梁思成在西南边陲写下《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贫寒交加中仍兀自为战火里的名刹存亡而忧惧。


  ……当时访胜所经,均来日敌寇铁蹄所践,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今晋省沦陷已七年,豆村曾为敌寇进攻台怀据点。名刹存亡,已在未知之数。吾人对此唐代木建孤例之惴惧忧惶,又宁能自已。


  1932—1937年,以林徽因、梁思成、刘敦桢及莫宗江为研究主体的中国营造学社吸取国外建筑学者的研究成果,研读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和宋代《营造法式》,积极开展田野考察,构筑中国建筑史的学术体系。截至1937年7月,他们共调查县市190余个,遍及全国15省,实地勘察古建殿堂房舍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测绘图1898张。作为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开拓者,他们的工作基本厘清了中国建筑的发展脉络,为古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对于林徽因与梁思成,几年系统、深入的实地调查,使其多年来想撰写一部《中国建筑史》的愿望近于可能。这一点,正如林徽因所说:


  中国建筑的演变史在今日还是个灯谜,将来如果有一天,我们有相当的把握写部建筑史时,那部建筑史也就可以像一部最有趣味的侦探小说,其中主要人物给侦探以相当方便和线索的,左不是那几座现存的最古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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