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沚书院:尊道贵德 经世致用

我要发布     发布日期:2020-09-27 13:28:04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全定旺
核心提示:浮沚书院是温州历史上一所影响深远的书院,坐落于市区松台山麓,原为北宋周行己的故居和讲学之地。书院选址于“净光山下,古西射堂之遗址,蕞然小洲,缭以勺水”,行己将其取名“浮沚”,意为身若浮萍,去留无止,愿以无止之身而处暂寓之室。在这山水环绕、清幽静僻的“暂寓之室”,行己开始收徒讲学、传授知识,在当时“见闻最晚”的永嘉(今温州),“邦人始知有伊洛之学”。

  浮沚书院是温州历史上一所影响深远的书院,坐落于市区松台山麓,原为北宋周行己的故居和讲学之地。书院选址于“净光山下,古西射堂之遗址,蕞然小洲,缭以勺水”,行己将其取名“浮沚”,意为身若浮萍,去留无止,愿以无止之身而处暂寓之室。在这山水环绕、清幽静僻的“暂寓之室”,行己开始收徒讲学、传授知识,在当时“见闻最晚”的永嘉(今温州),“邦人始知有伊洛之学”。


(一)


  中国书院的制度与精神,奠定于两宋时期,钱穆先生认为宋学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北宋书院大体有三类:一为地方官员出面,公众筹资,在前代书院基础上重建的官学延伸式书院,如石鼓书院;二为大宗族自建的家塾式书院,如华林书院;三为学者自设授学的私塾式书院,浮沚书院便为此类。


  北宋初期的书院以前两类为主,如名重一时的宋初四大书院大都是官学延伸式书院。宋初,朝廷为了征服割据政权,消耗了大量财力,除了国子监、太学外,州县乡之学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此时百废待兴,官学教育与社会对于人才的大量需求脱节,这种状态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使书院成为代替官学的重要存在。


  北宋三次兴学,重在加强官学教育。虽说一时成就可观,然均以失败告终。同一时期,在官学之外,浮沚书院等一批注重讲学和研究的私塾式书院兴盛起来。


(二)


  周行己(1067—1125年),字恭叔,世称浮沚先生,祖籍瑞安县,著有《浮沚集》等。他自幼好读书,七岁诵经书,十余岁学属文。十四岁其家迁往郡城永嘉,十五岁随父宦游京师。十七岁补太学诸生,与许景衡、刘安节等并称永嘉“元丰太学九先生”。居太学期间,行己从学于陆佃、龚原“新学”,后改从太学博士吕大临“关学”,元祐五年(1090年)赴洛阳师事程颐,成为程门著名弟子。元祐六年登进士第,官至太学博士。大观三年(1109年),行己罢职后回乡授学,创建浮沚书院。



  周行己学问历经数次转向,由荆公新学转向关学、洛学,丰富的学问经历让行己既秉持包容的治学态度,又善于从所学内容中进行取舍,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从而在浮沚书院讲学中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尊道贵德,摒弃虚浮之风。周行己早年一心学习科举时文,至二十二三岁时“读书益见道理”,始知“圣人作书遗后世,在学而行之,非以为文也”。于是行己日学而夜思,以学行修明为世人称道,在程门时“持身严苦,块坐一室,未尝窥牗”,保持一贯的修身之态。在书院授业中,行己确立了“知道”的为学宗旨,他说:“博于古今而不知道,谓之多闻可也,而不可谓之善学;善于辞章而不知道,谓之能文可也,而不可谓之善学。”行己努力避免“学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本”的状况,教导学生“明吾之善以诚吾之身”,不以学文、应举影响自己对于“道”的追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以教学也”,行己以孔子之言道明“教学”之义,以身为范,“早晚思古人之修德立行”。


  兼收并蓄,不立门户之见。周行己早年在接受洛学的同时,也受到关学、新学的影响,他将新学之代表龚原与程颐、吕大临并称为“能传古道”之人。同时,行己也抛开党派之争,表现出对蜀学领袖苏轼的欣赏,四库馆臣评论其学问虽出程氏,“而绝不立洛、蜀门户之见”。在书院的教学中,行己也体现出不拘泥于一家之学的包容精神,虽为洛学门生,却在传授洛学“涵泳义理”之学脉的同时,又倡导关学“学以致用”之学风,在讲授洛学“理”为万物本源的思想时,又杂糅关学的“气”说进行讲解。


  经世致用,推崇真才实学。周行己对实际问题颇为关注,他强调学“病乎无实,不病乎无名”,“士之学道,亦欲兼济于时”,认为学者在修身之外,也应有兼济天下的情怀和经世致用的才能。行己本人曾在《上皇帝书》中针对国家财政困难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种对于务实精神的追求,亦表现在他对于人才培养和选贤制度的观点上。北宋时期内有太学,外有郡县之学,但朝廷仍患人才之难,周行己认为这正是由于“养之之道有所未至”“取之之法有所未尽”。为此,行己主张改革养士、取士之法,培养德才兼备、博学多能之人,在选贤方面提出应注重对学者实务能力的考察。


(三)


  周行己在浮沚书院的教学中将“尊道贵德”置于首位,体现了儒家的人文精神。儒家士人对“道”的追求分为两个互相关联的层面:其一,以“道”修身,完善自身人格,实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其二,以“道”治世,实现全社会的完善,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道”的追求是超越个体的身份、地位本身的。浮沚书院作为兴起于民间而以讲学和研究为主的书院,继承了儒家早期“有教无类”和以道德育人的理念,强调人人皆应受道德洗礼,这种平民化的教育精神,展现了儒家式的人文关怀。


  浮沚书院亦成为当时关洛之学在永嘉传播的重要场所,为浙东学术之繁盛奠定坚实基础。永嘉虽于东晋太宁元年置郡,但在北宋时期,依然是“僻远下州”。以周行己为代表的永嘉士人利用各种机会跨越地理障碍,去接触、聆听关洛之学,通过创办书院,将这些主流的思想传播至永嘉各地,成为学术中心对学术边缘发生作用的媒介。


  浮沚书院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造就了永嘉学风的繁盛之景。在永嘉之学的传承中,周行己作为继王开祖之后,真正奠定其学派规模者,为后来的诸多学者提供了思想指引。南宋郑伯熊、郑伯英兄弟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周行己的学术思想,传洛学亦兼传关学,经陈傅良、叶适等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与理学、心学鼎足而立的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认为,永嘉之学“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学派既保留了洛学“必兢省以御物欲”的心性修养之面向,又发展出“弥纶以通世变”的经世致用之精神。永嘉学派的“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的治学态度,实际上可以从周行己的求学、传道经历开始追溯。行己之学“启蒙于皇佑,受业于关洛,传播于永嘉,鼎盛于陈叶”,浮沚书院不仅成为其个人学术思想向外拓展的阵地,也成为永嘉学派精神最初的发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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