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是世界诸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吗？

　　在现在的中国，“中国文明是世界诸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这一观念似乎成了中国史学界和全社会的共识，我们往往因此而自豪。

　　关于这一观点的出现，虽然19世纪初的黑格尔已提出当代中国文化与两千年前的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分别，但真正的中国文化延续论则是由梁启超最早提出的，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其后，柳诒徵说：“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比而观之，中国独寿。”梁漱溟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若先若后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系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雷海宗通过比较中国史和世界史而提出中国历史具有独一无二的延续性和两大周期。由此管窥，从这一说法出现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一命题明显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史学思维的产物。

　　同样，也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是延续的，如美国学者菲利普·李·拉尔夫说：“（中国文明）一旦在远东出现，它就延续——并非没有变化和间断，但其主要特征不变——到现代20世纪……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其原因部分是地理的，部分是历史的……他们很少用武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被征服民族，但是，却把同化被征服民族，使之成为他们的高级伦理制度的受益者当作自己的天职。”

　　李学勤总结说：“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者谈论过中国文明的持点，看法虽纷纭不一，但在一点上可说是相当一致的，就是中国文明有独特的持续性。与中国古代文明并时兴起的古埃及等等文明，都未能像中国文明这样绵延久远，迄今不衰。”

　　当然，虽然许多历史学家支持“中国文明唯一延续论”，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认识。

　　法国沙义德教授在北京大学讲罗马的皇帝崇拜时表示，他不同意西方文明是断裂的文明、中国文明是连续的文明这一说法，欧洲历史也有连续性。还有研究世界史的专家对在中国史和中国考古学领域经常出现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的说法感到错愕。因为，中华文明不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古代人类创造的诸多文明中，有一部分的确是完全中断了，例如古代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和美洲文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文明以这样和那样的形式延续了下来，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轴心文明，主要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犹太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这些文明的一个共同特征在于，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可能吸收了外来的因素，从而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和变化，但它们的基本精神传统并未消亡，或者未被全新的思想和观念体系所取代，它们仍然是人们一切活动的轴心”。

　　另外，中国也不是唯一宣称自己文化具有独特延续性的国家。伊朗国家博物馆馆长阿克巴扎迪·大流士说：伊朗人认为，埃及的楔形文字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字后来都被阿拉伯语取代了，而波斯语却生生不息地延续了下来，所以，伊朗文明仍然是例外的，它是中东唯一从未中断的古文明。

　　中国文化是变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文化传统”“民族文化”等都是在近代全球化趋势和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下出现的概念，使用这些概念的人有各自不同的目的，对这些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因此这些概念的内涵往往很模糊，人言人殊。

　　何为“中国文化”？应该是指当代中国范围内历史上的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文化。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中国范围内的古今文化属于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化，即“中国文化”？如果我们说在中国范围内历史上的人们所创造的所有文化就是“中国文化”，那么这种说法是来自于我们的主观认同，还是有某些客观标准使我们可以作出这种判断，比如古今文化上的一致性，或明确的传承性？

　　我们所能认识到的历史实际是：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因交流、吸收、融合、调整而不断创新、变化，每个时期、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这是文化的本性决定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某种“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化传统”。谭其骧说：“自五四以来以至近今讨论中国文化，大多者似乎都犯了简单化的毛病，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而且，“一方面是因为几千年的汉文化在不断变化，有时代差异，另一方面是因为同一时代汉民族内部文化又因地而异，有地区差异，所以不存在一种整个历史时期或整个封建时期全民族一致的、共同的文化。”

　　文化是一种人类主动适应环境的方式，文化通过不断的调整与变化来适应不断改变的环境，迎接各种新的挑战，满足人类不断变化的新需要。不能作出及时调整以便有效应对问题的文化必然走向崩溃和消亡，变化是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文化的发展既有传承，也有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也不例外。正如C·W·沃特森说：“任何关于文化形态的连续性的声称，都在严格的历史审视中发现是不能证实的，因为在事实上文化的象征和形态总是处于一种不断的变动中，而且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个事实是，“即我们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学习认同新的角色和如何适当地扮演他们”，“文化的本质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被重构和更新的”，“文化被不断地修正和改造。因此，尽管文化表现出某种不变的本质，把民族的标签贴到文化上纯属一种误导，对于什么是英国（或法国或西班牙或中国或印度）文化今天所传递的，无论人们如何试图区分它的特质，和一个世纪前被贴上同样标签的文化所传递的几乎毫无相同之处。”他说得很中肯。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变与不变，断裂与延续往往表现为“名虽同，实已变”，正如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川菜，虽然都自称“川菜”，但各地的川菜往往不同，都会根据当地的原材料和口味喜好作出调整。一个不能随时代、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文化不是一个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文化，而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早晚会被历史淘汰的文化！

　　所谓“中国文化”在历史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不断变化的，从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看，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无论是物质、技术层面的文化，制度层面的文化，还是思想观念层面上的文化，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中国文化”的实质也是在不断的交融中演变发展，其涵盖的人群和地域在不断扩大之中，其文化内涵也在交流融合中不断发生变化。

　　从考古学所发现的历代物质文化看，中国历史上的衣、食、住、行、墓葬制度等方面都直观、明显地展示出文化的巨大变化，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物质文化面貌，例如从仰韶文化的彩陶到龙山时代的灰陶、黑陶和玉器，再到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再到战国以后的铁器，唐宋以后的瓷器，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唐代的中国文化在日本，明代的中国文化在韩国。这种说法至少说明日本保存了较多的唐文化因素，韩国保存了较多的明文化因素。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两个朝代的文化是相同或相似的。正是因为这种不同和变化，考古学的器物学分期断代才能开展和成立。但我们在谈论“中国文化”时却忽视了这种文化的变化！

　　从制度层面文化看，由新石器时代，经夏商周三代，历经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国家政治体从无到有，从祖先崇拜信仰和血缘组织为社会基础的宗法制政权，到以皇权为核心的家天下的集权专制政权，再到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思想与实践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从思想观念文化层面看，虽然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观念变化更多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即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考据、诠释等来发展时代需要的新思想，但不同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是明显的。除了“五经注我”式的时代思想创新与表达外，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个重要而明显的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时期：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到秦统一天下、汉以后独尊儒术；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儒道释相互争鸣与唐宋新儒学的更新；明末清初以来的西方殖民入侵与西学东渐对中国持续至今的影响。

　　从人群迁徙和政权的统治集团来源看，不同王朝也不一样，其中的许多统治集团均来自周边文化区的族群，如南北朝时期的多个政权、元代和清代。

　　从不同区域文化交流融合角度看，从不同文化圈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文化大传统的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以后的历史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各种不同的区域族群文化与中原文化发生接触，不断重复着由“夷夏之辨”到“夷夏之变”的融合过程，如夏商周时期的东夷、蛮越、戎狄、东胡等，两汉时期的匈奴、羌人，南北朝时期的鲜卑、匈奴、羯、氐、羌，隋唐的突厥、回鹘、吐蕃、南诏等，宋代的契丹、女真、西夏，元明的蒙古，清代的满人，等等。

　　在全面考虑中国文化发展进程的前提下，研究中国历史上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接触对象、交流的可能性、交流方式、过程、重点、结果及其影响等均不相同。从文化发展进程看，中国古代文化交流的主流早期是各区域文化之间，后来是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及融合。随着交流融合的深化，文化间的认同与趋同，中国文化区不断扩大，中国与新的周边族群文化接触、交流和融合。在早期，中国与当代所认定的域外文化的交流虽然存在，但并非主流，直至历史后期，随着中国文化区的扩大，以及某些文化的扩张，中国文化与这些文化才发生广泛的接触，文化交流日渐活跃。而我们传统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文化区域内各古代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和中国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而是简单地、概念化地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因此，我们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或“华夏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概念”和“主观认同”，而非历史，尤其是文化发展史的真实状况。

　　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过程中，中原地区受到的外来文化冲击最多，不同族群在此来来往往，不同朝代的统治集团往往又来自不同文化区。除了统治集团变化，还有各种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如汉唐长安、洛阳的胡人及其文化等。这些外来者不仅仅是完全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同时他们也在改造中国文化，使之不断变化、发展、适应。陈序经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接触以后，他们无论任何一方都不能独立生存。因为接触一经发生，立刻变为一种新局势、新要求与新趋势。”“假使我们上面所说的话是不错的，那么所谓保存固有文化这句话，无论在文化发展的理论上，或趋势上，都是不通的。因为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尚未接触之前，既无所谓固有，在他们已经接触之后，他们也惟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而无所谓固有。”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以官方名义和儒家等主流思想为指导的历史叙述再建构，将这些不同文化与族群纳入主流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忽视了他们的自身特色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不同时期文化的名同实变。

　　我们以秦文化为例：在西周时期，秦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周文化，两者关系密切，但从春秋开始，随着秦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融合，秦文化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屈肢葬、土洞墓、茧形壶、铲形足袋足鬲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因素开始流行。《春秋经》则视秦为戎狄，也有学者称之为“戎狄性”。正是由于秦文化的这种早晚期文化的差异和多组文化因素并存的现象，导致学术界对秦人来源持不同观点：从考古证据出发，有人认为早期秦文化就是周文化，有人则认为早期秦文化应该是西北地区的羌戎部族文化。如果我们从文化交流、融合和演变的角度，就不难理解这一现象。由于宗周文化的衰落和失去控制力，秦人在西北的拓展中不仅控制了大量羌戎人口，而且吸收了他们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羌戎人也渐渐认同了秦文化，而成为了“秦人”。同样，楚文化的发展也表现出相似的趋势。这种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双向的，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奠定了它们作为战国七雄的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秦人才有可能建立远大于周的统一大帝国，使“中国”“华夏”的文化认同区域更为扩大。与此同时，随着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融合，许多周边部族的神话祖先也纳入黄帝神话谱系中。

　　即使作为中国文化延续性的重要表征之一的汉语言文字也是不断变化的，汉语言一直在与其他语言、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吸收外来的词汇，同时渐渐放弃许多旧的词汇。目前，我们大量使用的外来词汇，如互联网、达人、双赢等等。就是在古代，不同时期，这种现象也不断重演，如我们常用的葡萄、胡同、一刹那、六根清净、借花献佛、无事不登三宝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无不是来自外来语言、文化或宗教语言。因此，有没有所谓的“纯正汉语”之说是值得推敲的。

　　胡适说：“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哪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朝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

　　一些著名学者也意识到现代我们普遍认同的中国文化和政治区域与古代中国文化和政治区域并不相同，现代中国文化和政治区域，是不同历史时期多种文化交流融合与拓展的产物，并非古已如此。在这一交流融合的过程中，文化之间不断接触、交流，直至互相学习、融合，由此，中国文化的面貌、内涵不断发展变化，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族群和政治区域不断扩大。

　　正因为有这种意识，所以他们认识到研究这一文化发展演变历程对我们认识当代中国文化及展望其未来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近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将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即中国文化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今天这样的面貌特征和文化认同，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历史学的重大课题包括“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苏秉琦先生也提出：“第一，应把被歪曲了的历史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这就是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点，必须改变，恢复历史的原貌。第二，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等。”

　　中国文化是多源与多元的

　　如果我们说历史上有一个所谓的“中国文化”存在的话，那这个“中国文化”不仅是变化的，还是多源与多元的。

　　从考古学资料来看，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核心区已经形成了多元文化分布的特征，夏鼐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七大区域；苏秉琦将新石器文化分为黄河中游、黄河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以长城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等六大区；严文明将中国新石器文化概括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江浙文化区、燕辽文化区和甘青文化区，从经济类型上，又可划分为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三大经济类型区域，他由此提出“中原以外这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张光直提出新石器时代多区域文化与交互作用圈理论。所有这些观点都认为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文化多元的现象，这些多元文化都是后来中国文化的源头，即中国文化是多源的。

　　一方面，经过新石器时代的多元文化共存、接触、交流和融合，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形成中原文化的雏形，经过三代时期中原与东、西方几大文化集团的交流和融合，至周代初步形成以礼乐文化为特征的“华夏”的文化认同和夷夏之分的概念，再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国与各自周边文化，如南方的蛮越、北方的戎狄、东方的夷人等交流与融合，更大范围的中国文化区和文化认同形成，为秦汉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另一方面，进入三代时期以后，虽然形成了以礼乐文化为代表的大文化传统认同，但各地仍然保存了自己的小文化传统，大文化传统与小文化传统共存互动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特色。理解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我们仍然不能预设只有一个单纯的所谓“中国文化传统”。实际上，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同时期都存在过多个更小区域的文化传统。从大小文化传统的视角来看，夏商周朝代政权的更替应该是不同区域文化在认同、接受文化大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夺取主导地位的同时，又以自己的文化不断补充、修正和发展文化大传统的过程。正如赵辉总结三代考古的重要收获时所说：“业已从考古学角度明确分辨出夏商周分别是三种有联系、却不相同的考古文化，各有自己的发祥地，彼此都有一定的并立共存期。三者的关系，并非‘父子’，却似‘兄弟’。按照苏秉琦先生的说法，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存在一种‘大一统观’，将夏、商、周、秦、汉视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这种观念虽然不断遭到质疑，然最终使之化为陈腐者，全赖考古学的证据。”这种大小文化传统的互动现象在后来的历代王朝更替和各种族群之间的互动、融合过程中不断上演，由此，中国文化在不断调整变化之中海纳百川，融合创新，保持活力。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延续的、一成不变的、囊括全国范围的所谓文化传统！

　　刘师培、傅斯年、劳思光等也都指出先秦诸子具有不同的地域性传统。傅斯年认为，鲁国盛行秉承周代的礼乐文化传统，“于是拿诗书礼乐做法宝的儒家出自鲁国，是再自然没有的事情”。阴阳家则是齐国以及燕国的文化传统的产物，齐人喜作荒诞不经之论，燕人热衷方士之术，“邹子出于齐，而最得人主景仰于燕，燕齐风气，邹子一身或者是一个表象”，同时齐国的上述文化传统孕育了“骨子里只是阴阳五行，又合着一些放言侈论”的“齐儒学”，而有别于鲁国“儒者的正统”。刘师培指出，墨家以宋国为重镇，是因为“宋承殷人事鬼之俗，民习于愚”，并且宋地重厚好蓄藏，“故墨子尊天明鬼之说得而中之”，节用薄葬之说由此起。他还说：“西秦三晋之地，山岳环列，其民任侠为奸，刁悍少虑，故法家者流，起源于此。”关于道家的地域性传统，劳思光认为：“南方哲学思想之代表，即为老子及庄子之学说。”所谓“南方之文化传统，则混合殷人及祝融氏族之文化而成，实是中原之旧文化”，“老子固楚人，庄子宋人，而宋正殷后也”；另外，“南方吴越一带之巫术亦留下某种神秘观念。皆对战国秦汉之思想大有影响”。

　　谭其骧说：“五四前后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孔子思想，就是儒家的学说，就是纲常名教那一套，我看不能这么说……所有少数民族都各有其独特的信仰与文化，只有少数上层分子在入居中原后才接受儒家思想。”“姑且不讲全中国，即使未讲秦汉以来的历代中原王朝，专讲汉族地区，二千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为一体之前，各有本族独特的文化。所以严格地说，在采用‘中国文化’这个词时，理应包括所有历史时期中国各族的文化才是”。此外，谭其骧还强调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性与地区性问题。

　　这些中国文化多源与多元的观点以及中国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都很好地说明了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延续性与变化性、维持传承与保持活力、上层精英文化与民间大众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总之，我们认为在中国古史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必须首先明确这些观念：中国古代文化是多元的，抑或一元的？古代中原华夏文化与周边文化是平等的，互为影响的，抑或一枝独秀？是中原华夏文化的单向传播、同化，抑或双向的交流融合？“中国文化”是古今名实一致的，抑或“中国文化”只是一个概念和认同，其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化、扩展的？

　　新资料、新理论和文化比较的研究成果迫使我们必须反思过去的传统史观和概念。只有保持一种开放的史观，我们才可能更全面地认识古代社会和人类文化发展史，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从而开辟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天地，同时为当代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和民族化冲突的大潮流中进行文化交流、融合、创新和发展提供历史的参考。

　　“中国文明唯一延续论”形成原因探析

　　有人说，对于一个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的西方学者来说，对中国文化最大的兴趣和困惑莫过于以下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像其他古代文明中断了？在地域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地域差异如此巨大的背景下，中国文化真的是一致的吗？他们是如何维系文化认同和凝聚力、向心力的呢？欧洲有如此多的国家，而中国这么大，却只有一个国家，一种文化认同，为什么有这种差异？这些问题不仅是作为“他者”的西方学者关注的重点，也是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需要寻找答案的问题。

　　正如前面所论，中国文化在历史过程中既有相似性、传承性的一面，更有变化、多源与多元的一面，但我们为什么会留下“中国文化具有唯一延续性”这样的印象并特别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呢？

　　我们认为，大致来说，“中国文化唯一延续论”观念的形成既与自我文化中心主义、中原文化优越论以及传统的“文化一元论”、正统史观和“大一统”历史思维方式等有密切关系，更与近代民族国家历史记忆的建构有密切关系，是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的建构与想象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印象”。

　　第一，祖先崇拜思维与共同祖先认同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尊古观念。

　　在祖先崇拜和尊古观念影响下，特别强调今人与古人之间的血缘纽带，彼此之间血脉既然相承，文化上自然更是传承有序。在这种血缘关系叙述的构建中，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群都被不断地纳入炎黄始祖的华夏血缘大家庭中，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传统成为大家一致认同的对象，由此，古今文化一体感、延续性也成为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第二，修史、修谱传统强化了古今文化一脉相承之感。

　　文化传统影响我们的思想观念，而我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重新定义“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两者相互作用。

　　中国悠久的以正统史观和“大一统观念”为指导的修史传统使得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传承性等观念深入人心。但中国考古学的成就改变了这种受上层文化操控的文献史学对历史的垄断陈述，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的另一面，也可能是更真实的一面，即文化的延续性、统一性只是上层文化的某种表面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文化起源的多源性、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发展的变化性才是实质性的特征，正如西汉与东汉虽都是刘姓王朝，在文献中一直被视为一脉相承，但如果没有文献记载，两者之间只从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如器物、墓葬、建筑风格等所展示的文化面貌看，甚至可以说彼此基本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

　　第三，悠久而独特的汉语言文字的影响。

　　同一的规范的汉语言文字书写体系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文化大传统。数千年来，汉字的一脉相承现象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延续性和一致性的印象，虽然汉语言文字的词汇、结构不断地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处于变化之中，但是“过去，汉字的使用使分散在亚洲各地的人保持一定程度的统一”。古文字学家许进雄说：“数千年来，汉字虽然已由图画般的象形文字演变成非常抽象的结构，但是稍加训练，就可以通读千年前的文献。同样的，不同地区的方言虽不能交谈，但却可以书写和通读一种共通的文字。中国的疆域那么广大，地域又常隔绝，其包含的种族也很复杂，而犹能融合成一体。此特殊的语文特性应是重要的因素。”

　　第四，“旧瓶装新酒”式思想文化创新方式的影响。

　　在专制皇权支持下的儒家独尊地位，以及对儒家经典的“旧瓶装新酒”式思想创新方式的诠释造成中国文化，尤其是主导性的思想观念呈现出一种古今延续一致的印象。

　　在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中，新的思想往往要以旧的名义出现，以防“标新立异”之讥；而在当代，往往是冷饭旧论也要标榜创新，唯恐“缺乏创新”之论。在专制社会和儒家独尊的社会背景下，文化创新一般都是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即通过对经典的重新选择、解读、解释与评价，赋予新的意义，建构新的文本。有人说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在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但“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模式之一就是通过对经典的不断重新选择、阐释，以融入新的、时代性的思想与观念，满足不同时代的需要，今古文经传统是既相对又互补的两种手段与方法。所谓“中国文化的延续性”感觉也由此而产生。

　　汉代以后，历朝历代都奉儒家思想为官方的指导思想，表现出一种对大传统文化的认同。历史上，历朝历代统治者基本都认同、接受这一大传统文化，以这一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自居，并由此而获得文化上的“正统”地位。

　　第五，近代民族国家通史叙述构建的影响。

　　受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为满足民族国家“历史记忆”需要而构建的民族国家通史叙述带给我们“中国文化具有唯一延续性”的印象。因为，民族主义观念和近代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的构建为了满足强化国民凝聚力，培养具有共同祖先与历史的民族认同，证明近代民族国家的正当性、合法性和历史悠久而特别强调古今民族、文化的一体性与传承性。正如费正清所说：“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给我们描绘了中国的两个形象，一个强调今天中国同它长期过去历史的连续性，一个强调革命变革和创新的新颖特点。我们需要把这两种形象结合起来。连续和间断毕竟是作为历史的经纬联系在一起的。”有学者指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一方面是历代政府文治武功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史家对民族文化历史系谱精心构筑的结果。”

　　所谓“民族文化传统”不过是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回忆与遗忘、突出与扭曲等历史记忆的重构手段对历史素材进行阐释与想象而建构出来的时代概念。它常常被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以强化民族的自觉意识、自我认同和“我者”与“他者”民族之间的差异感。

　　“中国文化唯一延续论”观念的形成、最早“中国”论和华夏民族起源论等的提出以及有关从最早中国到现代中国发展史和中华民族演变史的构建都是受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具有时代性的历史解读与叙述，因为满足了中国人寻根和获得群体认同的心理需要，以及培养构建民族国家意识和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现实政治需要而被广泛宣传和大众接受，成为当代中国无可争议的主流历史话语体系。虽然其间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历史叙述体系因受到官方的支持也曾经占据主导地位。

　　总之，汉字的延续，祖先崇拜的血缘传说体系，尊古传统，“旧瓶装新酒”式的文化创新方式，正统观、大一统的历史叙述传统和当代的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等等，造就并强化了中国文化具有唯一延续性的印象。因此，我们可以说，根本上，中国文化具有唯一延续性的观念是具有强烈历史自我认同的中国历史学家基于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国家的时代需要，为塑造民族国家公民的共同历史记忆而建构的“我的”民族国家历史叙述，及其宣传、教育对人们思想观念所产生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叙述带给我们的一种印象，并构成一种我们有关中国历史的认知。这也是历史学的价值与社会作用的一种表现。

　　中国文化的唯一延续论、民族国家“中国”的古老性等观点的形成和广泛传播就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并通过教育成为我们认知的一部分。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史界革命的目的是要把史料和对史料的解说结合在一起，以提供行动指南和唤起爱国主义意识。”“不对史学进行革命，史学便没有能力促进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保证中国的续存。”其目的就是要培养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强化民族认同和凝聚力，正如梁启超、钱穆、李济等人所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