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之美——2018年度大展“中国古代图书装潢艺术”

我要发布     发布日期:2018-09-28 08:35:33
核心提示:上海图书馆2018年度大展“中国古代图书装潢艺术”,将于11月份揭幕。古代图书的装潢不仅仅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是评判古籍等第高下的一个重要依据。古代图书装潢具有不少值得欣赏与借鉴的艺术形式与内涵,但许多人因为不容易接触到高级别的文物原件,对此没有直观的认识。

  上海图书馆2018年度大展“中国古代图书装潢艺术”,将于11月份揭幕。古代图书的装潢不仅仅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是评判古籍等第高下的一个重要依据。古代图书装潢具有不少值得欣赏与借鉴的艺术形式与内涵,但许多人因为不容易接触到高级别的文物原件,对此没有直观的认识。


  本次大展,将展出明清以来知名收藏家项元汴、黄丕烈、龚心钊、吴湖帆等装潢的珍贵典籍,文献品类涵盖佛经、书籍、碑帖、尺牍,装池形式包括线装、蝴蝶装、经折装、册页装、卷轴装等,让人们有机会从这个特定的视角了解古籍之美。目前,重量级展品已陆续公布,每一件都堪称是上海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蝴蝶装,宋代流行的书籍装潢样式


  据上海图书馆2018年度大展学术顾问陈先行介绍,古代图书的装潢不仅仅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是评判古籍等第高下的一个重要依据。在第一部官修善本书目——《天禄琳琅书目》中,便明确记录了以不同质地色彩的材料装潢不同版本级别古籍的情况,说明图书的等第越高,装潢的档次也越高。比如,宋代流行的一种书籍装潢样式是蝴蝶装。


  具体做法是,把书页依中缝将印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对折,各页中缝对齐粘在一张裹背纸上,然后再装上书衣。真正的宋装今天已难能见到,蝴蝶装的样式,主要通过“黄装”来了解。“黄装”是指清代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黄丕烈装潢的书。黄丕烈凡得到宋元旧本,往往用蝴蝶式重新装池,书林俗称“黄装”。


  本次展览将展出的一部宋刻孤本——《重雕足本鉴诫录》,是“黄装”的一个样板。这是五代后蜀何光远纂辑的一部书,汇编唐、五代有关政事的故实。从书上留下的痕迹来追溯,它在明代曾经是大收藏家项元汴的斋中之物。清初,朱彝尊、王士禛、曹寅等大名家曾经过眼,最后黄丕烈以高价将其买下,每页花去银子四钱六分。书到手后,黄丕烈对它进行了重装,并在题跋中详细记录下了具体做法。


  大致意思是:这书原先是项氏天籁阁装的,在破损处补缀的都是明代的白纸,与宋本旧书页颜色配不上,所以自己在重新装潢这书时,特地用储存的宋代旧纸替换了明代的白色纸,只是裁切保留了项元汴钤盖收藏印的部分,所以才会有整幅黄色的背景上出现两小方白色的“奇观”。除此之外,黄丕烈还专门用宋代金粟山藏经纸制作了书衣,并为此书订制了织锦函套和楠木书匣。在黄丕烈之后,该书又传到了同治、光绪两朝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手里,成为著名的翁氏藏书中的一部,堪称国宝。


《重雕足本鉴诫录》

《重雕足本鉴诫录》


  苏东坡诗中的“硬黄”,是敦煌写经常用的纸张


  在古代图书装潢中,手卷也是一种常见的形式,通常也叫作卷子。它的装法是将书页粘连成长幅,在尾部装上木头或其他材料制作的圆轴,然后从左到右将纸幅卷成一束收起,阅读时则自右向左逐渐展开。卷首背面装上丝织的裱头,收起时将全卷包住,即所谓覆背,系以丝带,以玉别固定,既起保护作用,又有装饰效果。


  展览中将亮相的《六朝唐人写经残字卷》,是敦煌散出的遗物,十分珍贵。它由两页佛经写本的残页合装而成,自右向左逐渐展开,手卷的引首是吴昌硕所题“石室鸿宝”四个字。紧接着是清末民初地位极高的大词人郑文焯的题记,大意是说这两页佛经中的第一页是六朝人书写的《妙法莲花经》,古茂有拙气。第二页是唐朝人写的《摩诃波罗密经》,则宕逸有致。它们都出自敦煌石室,虽然是残页,仍然是难得的宝物,点明了吴昌硕题辞的含义。


  值得一提的是,它们不仅传递了那个时代的书法之美,而且是研究造纸史的可贵实物。据卷尾大名鼎鼎的“扬州大方”方尔谦的题跋,前一页白色纸是六朝写经纸,质地坚韧紧致;后一页深黄色纸,软薄加光,是有名的“硬黄”。所谓“硬黄”,是用黄蘖染色,再加浆或涂蜡使之光泽莹滑,且能防蛀久藏,敦煌写经常常用硬黄纸。苏东坡诗“新诗说尽万物情,硬黄小字临《黄庭》”,说的就是这种纸。


  “手卷”是卷轴装中的一类,与之相应的还有挂轴,又称立轴。通常情况下这是书画的一种装潢形式,不过,大量金石拓片、少数尺牍甚至书页也有被装成这种样式的,比如本次展览将要展出的王国维题跋《后汉书郡国志》残页,就装成了挂轴。


  古籍附属的书具修复工作不容忽视


  另一件备受关注的展品,是经折装的宋拓碑帖《九成宫醴泉铭》。经折装,即将整幅长纸按一定宽度加以折叠,然后再在前、后(上、下)加装木版或织锦面的封面、封底,使成书册。本次展出的这部北宋拓本,先后由明清之际当过三朝宰相的党崇雅、清代道光年间兵部尚书初彭龄、嘉庆年间内阁学士翁方纲等人递相收藏。到1934年,收藏家龚心钊花了六千大洋将其买下,并重装了该碑帖。


《九成宫醴泉铭》

《九成宫醴泉铭》


  极为难得的是,龚心钊尽可能地保存了原来的材料和面貌。首先,原书封面、封底的面料用的是缂丝,虽然多有磨损,但重装时只用包角的余料略做补缀,基本保存了宋代缂丝的原貌。其次,碑文四边的旧装宋纸都予以保留,不作更新。第三,原书的背页因为年久脱落,重装时用储蓄的宋软黄纸、贵州楮皮纸各一层进行了加褙。


  最后,加固旧装的明代提花缎如意纹四合函套,再包以柔软坚韧的鹿皮。为了装好这部书,龚心钊特地把北京的名工王仪堂招到上海,完工之后,特别让王仪堂题写了一张名条,粘于书背。在古籍装潢中,装工留名是很少见的,这可视为一种特殊的褒奖。


  陈先行指出,从此次展览可以看出,完备意义上的装潢除图书的装订外,还十分重视书籍装具如函套、书匣、书箱等等的设计与制作。遗憾的是,如今古籍修复的主要关注对象是书籍本身,对附属的书具一直有所忽略,以至很多材料、样式都非常珍贵的原配书具破损却无人过问。这是目前古籍修复工作中的一个盲点,亟待业界加以重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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