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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不同区域的文化整合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庙底沟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炜林：渭河流域以陕西关中为中心的区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作为第一个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地区，富庶的渭河平原为农业文明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本土成长起来的半坡文化到庙底沟文化时期发展到了极致。
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北抵河套、西到甘青、南及长江、东临大海这样一个广袤的区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庙底沟文化的影子。彩陶是庙底沟文化的标识，独具特征的花瓣纹彩陶，就像一面旗帜，以关中为中心，将上述区域不同文化的居民凝聚在一起，并以此为标志，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整合，奠定了中国多元一体文明的基本格局。
与半坡文化聚落相比，关中庙底沟文化聚落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一多（聚落数量多）、三大（聚落规模大、出现大型房子和集中安置的聚落大墓地）的特征。这种变化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组织动员能力的提高，同时表明在依然强势的氏族凝聚力下，诸如石器的制造业等成为了家族的集团事业，这一时期家族组织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独立性显著增强。
最终，血缘关系已不再是构成社群的唯一纽带，而因地缘关系联系起来的不同亲族集团则成了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新力量，这也许回答了为何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能够看到庙底沟类型彩陶。可以说，这种认同对中国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形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聚落数量增加、规模扩大
记者：聚落形态研究是开展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的关键环节，与半坡时期相比，庙底沟文化聚落呈现何种发展态势？
王炜林：近年来，随着一些考古新发现的涌现，有关庙底沟文化，尤其是其聚落本身的研究有了一些新进展。
第一，对该时期聚落的数量及其与周边同期聚落的关系有了新认识。
《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省分册》基于关中的考古成果，对全省发现的2040处仰韶时代遗址中的三分之一进行了类型判断，发现其中28%属于半坡文化时期遗址，庙底沟文化占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在对豫西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与关中邻近的灵宝盆地铸鼎塬两侧的聚落从半坡时期的13处发展到庙底沟时期的19处，相互之间相距仅数公里。可见，庙底沟文化时期聚落较之前的半坡文化更为密集，反映出关中及周邻地区在这一时期的繁荣之象。
第二，明确了该时期聚落规模更为庞大，内部布局及功能亦更为复杂。我们以最具同时性特征的临潼姜寨半坡文化环壕聚落和高陵杨官寨庙底沟文化环壕聚落为例进行说明。
姜寨半坡文化环壕聚落由居住区、墓地和窑场三部分构成，环壕护卫的居住区面积为2万多平方米，平面大致呈不规则圆形。居住区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其周围分布着五组建筑群，每组房屋的门道方向都朝向中心广场，各组仅有一个大房子，可能是同一组居住成员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环壕内有饲养动物的圈栏，靠近河边设聚落共同使用的窑场等。在环壕外面，有各自独立的墓群，这些墓葬可能和居住区内不同的建筑群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同时期的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等聚落在结构上与姜寨存在较大一致性，呈现了强烈的凝聚和内向的规划意识。
杨官寨庙底沟文化环壕聚落最突出的特征是规模大，24.5万平方米的环壕聚落面积，与半坡文化3万多平方米的规模形成强大反差。此外，规划有了明显进步，其聚落平面整体呈对称梯形，南北壕沟基本为东西向平行分布。这不仅改变了半坡文化聚落在规划上借势河流与自然防御向心布局的传统，也开了中国古代城市方格网式布局的先河。
社会复杂化有所显现
记者：从庙底沟时期的房址和墓葬中能够看到社会分化现象吗？
王炜林：半坡文化时期，关中各相关遗址中尽管也发现了大房子，但其规模和技术都远不及庙底沟时期。杨官寨遗址虽然还没有发现特大型房子，但该聚落为何选在中心部位挖水池以及它所产生的土方去向一直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像杨官寨这样的聚落，无论从技术上，或当时的社会动员能力上，都应该有特大型房子出现，这一切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与杨官寨基本同期的灵宝西坡遗址中，发现了三座大房址，其中F105加上回廊占地面积达500多平方米。其特殊的位置和规模表明，它不是一般的建筑，且不再具有像姜寨半坡时期大型建筑作为聚落不同组群议事的职能。这种大房子很可能是由特殊人物掌控的整个聚落“神殿”一类的礼仪性建筑，西坡遗址这些大型房子周围没有发现中小型房子即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当时社会复杂化的重要体现。
庙底沟文化的墓葬是聚讼已久的老问题，近年来，相关新发现带来了一些新认识。如姜寨半坡文化墓地那样和建筑群对应的布局，杨官寨遗址新发现的庙底沟文化墓地中已经没有，这表明氏族的凝聚力在进一步下降。尽管墓地的规模非常大，但目前还不清楚是否可以对其分区（代表不同家族），也没有发现凌驾于其他成员之上的特殊墓葬。虽然庙底沟时期的墓葬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化，但还没有发展到像西坡大墓那样等级化趋势非常明显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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