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考古学是研究“文化”发展规律的重要科学

　　地球上的存在物大体可分为“自然”和“文化”两类。“自然存在物”若以地球本身的诞生为起点，大约是45亿年；若以地球生物的诞生为起点，大约是34亿年。人类创造的“文化存在物”若以考古学家已经发现的石器文化为证，不过才320万年左右。

　　然而，“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存在，却代表着人的本质性和可能性，代表着地球上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于自然存在的“文化世界”的开创，为此，对人类文化开展研究，是深入理解人类思维、人类行为、人类社会、人类文明、人地关系等诸多问题的重要领域。

　　迄今，自然科学已经证明，“自然存在物”的诞生和演化是有规律可循的。那么，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存在物”之诞生和发展也有规律可循吗？这方面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有规律可循，一种认为是无规律可循，甚至还有说人可以随便“规划”未来。不同说法，各有所据，言之凿凿，都值得尊重。

　　考古学是以实物资料研究人的历史与文化的科学。既然如此，以人类创造的“文化存在物”之诞生及其运动过程剖析人类的“文化”有无规律，当然构成了考古学的重大科学任务之一，况且，考古学材料的实证性也更加易于观察、把握、揭示文化运动的形态、结构、功能、时间及空间演化轨迹诸特点，并归纳发现文化运动规律之有无。目前，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人类的文化之诞生、发展、演化是有规律的。

　　早在1816年，丹麦学者汤姆森就发现了人类从远古到“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物质文化演化历程存在着“三个时代”的规律，1836年，他在《北方古物指南》一书中发表了他发现的成果，即人类以生产技术和工具为标志的物质文化存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文化演化规律。他对人类这一物质文化运动规律的发现被认为是“发起了一场平静的革命”，因为他用北欧地区考古材料所揭示的这一规律，后来被证明几乎具有全球性意义，即它是人类几乎每个种群都曾经经历的文化运动规律，我们今天走进各大博物馆，都会看到汤姆森所揭示的这一人类文化运动规律已成为普遍的陈列展示序列。

　　汤姆森的这一发现反映的不仅仅是人类物质文化现象的运动规律，而且还展现了人类文化更加深刻的演化原理，即人类物质文化的材料与形态越原始，技术就越简单，结构越单一，效率越缓慢，智慧含量越低，发展时间也越漫长，如人类旧石器时代竟然走了300多万年，新石器时代则走了1万年左右，青铜时代不过数千年，发展到铁器时代，从公元前1300年左右开始，到18世纪末就进入了标志着人类工业文明诞生的“机器时代”，而“机器时代”的到来至今才200多年，却已走过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四个阶段，呈现出人类物质文化的发展规律是材料越益多样、技术越益高超、结构越益复杂、智慧越益深厚、效率越益提升，进步时间越益短暂，而且互通互联性越益强化。

　　如智能化时代，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是电脑，电脑技术的进步出现了“摩尔定律”，它体现的仍然是人类文化的一般运动规律。还有学者据此提出人类“知识”或“精神文化”的“摩尔定律”，即通过系统性知识管理和持续学习投入，个人知识体系的积累速度和价值密度可呈现指数级增长。

　　在考古学上探讨人类文化运动规律的另一途径是“考古类型学”，其实就是人的“文化类型学”。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运用这一理论方法在地球上发现了太多的各类“考古学文化”或“文化事象”的运动谱系及演化规律，如中国的仰韶—庙底沟文化、北辛—大汶口文化、崧泽—良渚文化等等，而考古类型学的思维模型来自于生物进化论及生物分类学，1903年，瑞典学者蒙特留斯在《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一书中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总结了欧洲北部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的文化演化分期，其实就是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发现了文化的演化谱系或运动规律。

　　此后，考古类型学方法也成为国际性的考古学基本方法论之一。从生物分类学到考古类型学，从生物演化规律到文化演化规律，这样的现象告诉我们，人类创造文化及文化运动历史绝不是杂乱无章的过程，而是同样遵守着“天道”规律，许多看似“偶然”“无序”的文化现象，其实全面深究下去，仍然会发现偶然性的背后潜藏着逻辑性的必然及其运动规律。

　　当然，“文化”是由“人”这种既具自然性又具“神性”的地球生物所创造，其运动规律既有与自然规律相似的一面，即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深层规律，也有因为少数人的意志而生变的“偶然性”一面，不过从长时段总体性观察，人的文化运动规律不是人所创造的，而是“天道”运行规律的结果。考古学家能够去发现、去揭示、去认识人类的文化运动规律，目的是让人们敬畏天则，顺从规律，并且科学利用文化运动规律以便让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确保人类的文化及文明安全、持续的延承和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