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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许宏，他是默默探赜索隐二十载的考古队长，也是在微博有100余万粉丝的“学术网红”。
历史与新潮，考古报告和非虚构畅销书，寂寞清冷的田野与众声喧哗的互联网，这些看似矛盾的元素却在许宏一个人身上和谐地交响着。
如同他所从事的考古工作一样，既古典又现代，以严谨的实证逻辑为原点，同时也需要非凡的耐心、热情，以及想象力。
60年与不足2%
90年代末，正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方兴未艾之时，刚刚博士毕业的许宏作为“机动部队”的一员参与偃师商城宫殿区的发掘工作，从此与夏商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9年，新千禧即将到来之际，许宏被正式任命为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队长，在他之前，已经有赵芝荃、郑光两位前辈各自在这一职位上献出了20年青春，许宏是这场漫长接力中的第3人。
考古队队长就像一个“工头”，或者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队长。许宏与队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
从土壤的辨识到现场的安全，从与附近的村民联络感情、商量水电房租，到和地方政府人员的洽谈包地赔产，都要事无巨细地逐一考量。
二里头每年的田野发掘分为两期：从阳春3月开始，至6月底的酷暑时节工作队转入室内整理修复；待到9月天气略微转凉，田野工作又会重新启动，一直忙碌到11月深秋的霜露在中原大地上降临。
许宏就这样随着时令往返于北京和二里头之间，那里已经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
踏查、钻探、发掘，每年春秋，许宏都带领着一群“灰头土脸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有时挂着编织袋在田垄间捡拾陶片，被不知情的乡亲们视作形迹可疑；有时带着遮阳帽、穿着筒靴在狭小探方里经受风吹日灼，艰苦地破译来自原史时代的“无字地书”。
不过，二里头厚重的土地也返还给他们足够珍贵的回馈。
2002年的晚春，追随着铜器的线索，一座贵族墓葬在宫殿区浮现出影迹。许宏与队员们无比兴奋，白天清理发掘，寒冷的夜间还要给这位二里头贵族“守夜”。
在墓葬周围，他们打着考古队的吉普车灯轮班值守，邻村借来的大狼狗陪伴在身侧，无垠的月色与田野间的隐约的麦香慰藉着连日工作的疲惫。
但一个长达70厘米、由无数绿松石片构成的巨型器物的出现却让他们陷入踟蹰，此前的发掘中从未遇到过形制规格如此庞大的绿松石制品。
为了尽可能规避文物因暴露野外而破坏的风险，许宏决定采取整体起取的方式，先大致确定它的走向范围，套上木箱、灌入石膏浆、再加膜封盖用铁丝装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它搬到了二里头村，又运送到北京的考古所清理。
当泥土一点点剥离，曾经关于此物何为诸多想象竟全都黯然失色，横亘在许宏眼前的是一条身姿摇曳的巨龙，它巨头蜷尾，起伏有致，那双白玉镶嵌的眼睛圆润晶莹，穿越千秋的斗转星移与许宏遥遥对望。
这场对望无疑是许宏生命中一个美丽的时刻。那埋藏在大地深处的、未曾与草木同腐的龙不仅是一件冰冷的遗物，它回视许宏的目光深邃、有力而炯炯，似乎催促着他辨认出它的身份，找寻它的故事。
考古工作因识物而见人，遗物是已逝者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生命痕迹，唯有考古，能超越时间的宰制，为沉默之物做注，将那些久远的生活、情感乃至思想重新握在现代人手里。
但“超级国宝”绿松石龙却并非许宏生命中最激动的一次考古发现，作为专攻城市、建筑、宫殿等“不动产”的研究者，他主持发掘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以及最早的宫城。
这座宫城是被许宏“想出来的”。听说村民家中田地的长势欠佳，许宏便揣测地下或许存在着坚硬不易渗水的大型建筑。
果然，他们在这里钻探发现了一条700余米之长、堪比现代“四车道”之宽的道路。
它恰好与前辈曾发现的另一条大道相汇合，此后，考古队又乘胜追击，在西南两面发现了第三和第四条大道，纵横交错的井字形的网络就这样在两代考古人跨世纪的交接中重见天日。
但许宏却并未满足于此，而是继续发挥着“考古学的想象力”：基于自身的知识经验，他相信作为政治中心的王室重地大概率有防御性宫城城墙的存在。
于是，2003年初，许宏在向国家文物局递交年度发掘计划时立下了“军令状”：通过最小限度的发掘确认有无圈围设施。
他带着队员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时至夏季，在许宏40岁生日的前夕，那条前辈们曾“上穷碧落下黄泉”，却“各处茫茫皆不见”的中国最早城墙，最终在3700多年后再度浮出土面。
考古现场的许宏，总是穿越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工作之间，正如他也穿越于乡村与城市、古代与现代、文科与理科之间。
他曾在演讲时引用同为考古出身的作家张承志之语：
“仿佛这个满身泥土的学科有一条严厉的门规，或者作为特殊技术工人告终，或者攀援为思想家。”
显然，许宏希冀自己能成为后者，他将一句平和谦逊的自我期许放进自述里：
“一边发掘，一边思考。不甘沦为发掘匠，不敢成为思想家，起码要是个思考者吧。”
他始终兢兢业业地攀援着思想的枝蔓，向历史的真相逼近一步，再近一步。
除去许宏所发现的最早的宫城，二里头还孕育过无数个中国的“最早”：这片土地上已经发现了最早的双轮车使用车辙、最早的服务于贵族的器物制造作坊、最早的青铜器礼容器群与礼兵器群……
但相较于占地面积足足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这一切已知的“最早”都诞生于目前发掘的4万平方米之内。许宏说：“从1959年发现遗址到现在，60多年几代人过去了，我们只揭开了5万多平方米，不到总面积的2%。”
就像愚公移山一样，一代一代就要这么干下去。不过，许宏也告诫自己和考古从业者要学会“压抑”自己的好奇与野心，“后代比我们要聪明。我们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给后人留下更多的遗产”。
因此，承继前辈的“20年传统”，许宏在2019年主动辞去了队长职务，将二里头考古队的接力棒传递给更年轻的人。
以前，考古学者没有面向公众进行话语转换的观念。许宏说自己是个中规中矩、严谨到偏于保守的纯考古人。接手二里头考古后，公众对考古日渐浓厚的兴趣唤起了他的社会责任感。
真正让许宏决定为公众写书的契机发生在2008年。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校30周年写下一篇名为《发掘最早的中国》的短文，发表后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各学科学者的一致好评，这让他意识到，自己可以面向考古圈以外的公众来表达自己。
翌年，许宏第一本面向公众的小书《最早的中国》出版，也获得了良好的反响，这更增加了他写下去的动力。后来许宏陆续开通了博客、微博，又成为B站(bilibili)的UP主。
年轻朋友看到他的文章和观点，会意识到“这个问题还可以这么看”，他觉得这就是自己做公众考古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在考古学的大家时代，前辈们只要拿出相应的方案，全学科就可以循着这个方向去执行。在当前的“后大家时代”，没有了领头羊式的学术权威，但是好处就是学术思维的多元化。
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重点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气魄极大。在许宏看来，司马迁这句话的启示在于：一方面要努力建构学科体系，思考中国考古学在理念、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应该怎么走；但另一方面说明，每个人的观点都只是“一家之言”，每个人的阐释都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有待于验证。所以，要有批判性思维，这是学术发展的动力，这一点他很愿意跟青年朋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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