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八水——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一)

我要发布     发布日期:2022-01-18 09:05:40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作者:史念海
核心提示:中国历史上建都年代最长久的城市当数到长安。长安作为都城竟长达千有余年。在其地建都的王朝和政权也多至十余个。其中有的历年较为短促,甚至不足以具数。最为悠久的当推西汉和唐代。西汉緜延二百余载,唐代亦近乎三百。唐代上承西魏、周、隋,中间并未稍有间断,合而计之,已多超过五百年。

  中国历史上建都年代最长久的城市当数到长安。长安作为都城竟长达千有余年。在其地建都的王朝和政权也多至十余个。其中有的历年较为短促,甚至不足以具数。最为悠久的当推西汉和唐代。西汉緜延二百余载,唐代亦近乎三百。唐代上承西魏、周、隋,中间并未稍有间断,合而计之,已多超过五百年。


  这些王朝和政权以长安为都,各有其具体的因素,彼此不尽相同,刘邦初建帝业,其都城所在,乃是着眼于关东的洛阳,稍后才定鼎关中。其所以作此决策,是因为关中有四塞之险,可以据以防守,不虑其他势力妄图颠覆。唐代承周隋之后,长安已久作为国都,不须再作其他计较。其实唐代所承受的,还不仅是这一座都城,而是自宇文泰以来早已形成的关陇集团的力量。宇文泰本为北魏武川镇将,席六镇的余力,据有关陇各地,与当地人士相联系,浸假成为强大的军事势力。近人治史,以关陇集团相称,不是妄加之辞。这一军事势力不因周隋政权的更迭而有所减削,下至唐初依然存在。唐高祖李渊由太原起兵,并不南下先据有洛阳,而是直指长安。当时王世充正占据洛阳,兵力尚相当强大,不应即与之角力。长安实为关陇集团核心所在,得到长安,不仅可以消灭王世充,更可进一步消灭其他势力。正是这样,当时并未考虑到关中的形势是否险要,关陇集团已经以关中为核心,也就用不着像刘邦那样多事考虑斟酌。


阙楼图(西壁)

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墓墓道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秦汉之际所谓关中是指汧、雍,河、华之间的地区。汧、雍是山名,也是水名。汧山、汧水在今陕西千阳县,雍山、雍水在今陕西凤翔县,皆在陇山的近旁。河谓黄河,华指华山。汧、雍,河、华之间,用现在的地理来说,就是陕西省的中部。这里是一片可以从事农耕的富庶地区,而且从周秦以来,都是如此。这也是促使刘邦以关中为都的因素。这样富庶的地区,唐时还未多有改变,周隋两代久居其地,已见其利,也是用不着李渊再多所用心的。


  由此可见,汉长安城能作为一代的国都,其主要的因素实在于地理方面。唐代建都长安虽起因于社会人事的因素,其实地理因素和前代并无若何显著的差异,就无须再多斟酌。具体说来,就是汉唐长安城的生态环境相当优良,对于当时国都的繁荣和发展,都具备有利的条件。兹特再作说明,以期有助于汉唐两代史事的理解。



汉唐长安城的优良生态环境


  当刘邦选择国都之时,刘敬、张良等人皆建议以关中为宜,并盛加称道关中的四塞。四塞之说,并非起自汉初,早在秦昭襄王时,谋臣策士就已一再称道。何谓四塞?历来学者解释不一。既以塞相称,当与其周围的山地有关。关中南倚终南山,也就是后来的秦岭。秦岭高耸,其间仅有若干谷道,通向南北。虽说是谷道,却也险峻,可以据以防守。秦岭蜿蜒,就在长安城南,山势深厚,不只以堪供防守见称。关中西有陇山,东有崤山。陇山雄峙于西鄙,崤山委蛇于东疆,皆可设关置守,而设于崤山的函谷关,自战国以来即已有名于世。战国时所谓关东诸侯,就是以函谷关为限。就在汉时,关东、关西几乎成为当时人士习用的言辞。关中北侧也有山,可与终南山相对。早在周代,诗人歌咏就不时以南山北山并提。不过所谓北山并非仅只一山,而是岐山、嶻嶭诸山并称。诸山虽皆耸峙,却并非连在一起,其间间隔有的还相当广阔,说到防御就不易为力。当时四塞皆相应设置关隘,北边的关隘,即所谓萧关,乃设于陇山北端,远在今宁夏固原县,更在岐山诸山之北。对此历来虽有不同的解释,但萧关远隔于汧、雍,河、华的关中之外。确也是实际的情况。



方从义《太白泷湫图》

纸本水墨,105.6×46.1cm

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


  汧、雍,河、华之间的关中平原,在汉、唐两代皆可以说是异彩杂陈,作为关中中心的汉、唐长安城附近更是如此,和现在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应该再作探讨的。关中虽属平原,就全国来说,实际上却只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黄土高原为黄土堆积而成,黄土疏松,易于受到侵蚀,故时时在变化之中。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游,早在旧新石器时期,即已有先民在其上徜徉,而且其遗迹的众多,令人惊异,足见其时生态环境的优良。


  可是迄于今日,黄土高原遍布沟壑,与前迥异。这当然是不断演变的结果。不过应该指出,虽说是长期的演变,然而最为的严重,却只是近五六百年间的现象,并非自远古以来,都是这样严重的。汉、唐两代也在不断演变之中,不能以后来的情形相提并论。远在周代,渭水最大支流的泾水是十分清澈的,可以从水上看到水底。可是到了秦汉两代,泾水竟然十分浑浊,有利于灌溉农田。这样浑浊的程度,竟然持续到唐代。还在西周春秋及其以后一些年代中,泾清渭浊成了定论,甚而知人论世,也有以此来作比方的。


  可是到了唐代,一变而为泾浊渭清,杜甫和其他诗人的篇章,也都经常涉及这样的称谓,仿佛也成了定论。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黄河的名称,从远古以来,一直是称为河水的,唐时才称为黄河。河水显黄,足证挟带的泥沙很多。这都是黄土经过侵蚀的现象。黄河流域广大,这样的侵蚀可能还是表面的现象,不是十分严重。关中平原就不明显,最多只是个别特殊的现象。原的变化就是具体的例证。



董诰《泾渭蜀纪实诗文卷》(局部)

清,绢本设色,273×29.6cm


  原是一种特殊的地形,在黄土高原上相当普遍。凡高起而上面平坦的地方都可称为原。关中平原是总称,其间原是很多的。由陇山之东直到华山之下黄河之滨,连绵不绝。原有大有小,并不皆同。最大的当数到早周之时周人聚居的周原。原来的周原,相当于今凤翔等四个县的大部分,还有宝鸡等三个县的小部分。原是容易受到侵蚀和切割的。周原在汉魏之间就已被切割分为积石原。迄今周原只剩下岐山、扶风两县之间一小块地方,已经是很小的原了。可是汉唐长安城附近原的分割就不至于这样的迅速。现在西安市位于龙首原上。


  龙首原东有铜人原,铜人原西南有白鹿原,龙首原南有少陵原、凤栖原、乐游原、神禾原,少陵原之西有毕原、高阳原、细柳原、马邬原等。这当然是长期演化而成的。早在汉时就不是如此。汉时长安城南只有一个白鹿原,由灞水之西直到汉长安城之西。东晋末年刘裕征伐后秦之时,就有人明白地如此指出,当非虚语。后来有人说,汉时已经有了少陵原,这是妄说,不足置信。因为少陵乃是汉宣帝许皇后的陵名,以陵名为原名,应是汉代以后的事。南北朝时,郦道元撰《水经注》提到长安城附近一些原,就没有提到少陵原。



郦道元撰《水经注·渭水下》书影

鄗水又西北,枝合故渠,渠有二流,上承交水

合于高阳原,而北径河池陂东,而北注鄗水

明万历时期吴琯校刊本


  后来到了唐代,原的数目增加了,上面提到的几个原,唐代都已有了。唐代的原有两种形态,有些原与原之间有河流相隔,显得两原是隔离的,少陵原和白鹿原之间隔着浐水,少陵原和神禾原之间又隔着潏水。这是一种。有些原与原之间,难得有明确的界线。近年来西安市南郊三爻村,在一处工厂建筑的地基里,发掘出几座唐人坟墓,墓中都有墓志。有的墓志说,葬于少陵原,有的墓志却说葬于毕原,还有的墓志说葬于凤栖原。这个工厂的基地并非很大,就是再大的工厂,也不可能占据的地面大到涉及三个原的。这又是一种。


  不佞近年来翻检唐代葬于长安城附近墓志数百通,发现唐长安城外有许多小原,据目前手边的资料,不下三十个原,后来陆续还有增益。由于已经知道墓志出土的地方,可以确定一些小原的地址。地址确定了,却找不到原的边界,也找不到和其相邻的原的界线,可能随地异名,各因其习惯而定出的原名。上面提到白鹿原,本来是直到汉长安城的大原。唐代有了少陵原。少陵原和白鹿原以浐水为界。白鹿原分出少陵原,这应不是人为的原因,而是浐水河床下切所形成的。浐水河床原来下切不深,浐水两岸就只有白鹿原一个原名。


  浐水河床下切深了,浐水两岸的原显得分开,因而就成了两个原,并且有了少陵原的新称。河床下切也是自然演变的一种方式。隋时曾引浐水入长安城,其引水口迄今仍未消泯,不佞曾为测量,其引水口下距现在浐水水面,已有8米。如果隋时就已如此,引水口凿于高崖侧壁,岂非荒唐。唐长安城外的河流并非只有一条浐水。其他河床当然也一律下切。不过下切虽深,河谷并未显得展宽。原面并未显得有所缩小。原面确实是增加了,原面土地的利用似并没有受到很多影响。从原名的增加来说,唐长安城和汉长安城明显有所不同。原面的广狭大小,似并不至于有很多的差异,还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阙楼图(东壁)

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墓墓道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汉唐长安城外不仅有原,原间还有河流。河流之多竟达到八条。当地的人自来就有八水绕长安的俗谚。这句俗谚可以远溯到西汉中叶武帝在位的时候。司马相如在那时撰著的《子虚赋》中就明确提出:“八川分流,相背异态”。所谓八川就是泾、渭、灞、浐、丰、滈、潏、潦。其中的潦水就是现在的涝水。镐水的源头应是现在的交水。这八川,泾、渭在城北,灞、浐在城东,丰、潦在城西,滈、潏在城南,却也绕城西向北流去。这八川,只有渭水是主流,其余七水皆是渭水的支流。在范围不大的地区中,一条主流同时有七条支流,而且四面围绕都城而流,在他处不是少见,简直就是没有。以前有人说过:镐水的源头是镐池,这是错误的说法。一条河流的源头怎能只是一个镐池?这是讲不通的。


  这八条河流到现在皆依然畅流,只是流量都减少了。其中浐水更为显著,到盛夏之时,经常断流,这是历史上所少有的。现在浐水东岸有新石器时期的半坡遗址。遗址中出土的彩陶,陶器的面上大都绘有鱼形,还出土有捕鱼工具,这分明显示出当年浐水中是产鱼的,不然当时的人怎能对鱼这样的熟悉。如果当时浐水流量不大,甚或有时无水断流,不能产鱼,当时的人怎能有绘鱼的本领?那些捕鱼工具又能有什么用途?新石器时期太久远了,也许不足为据。近年在西安市南郊香积寺东北温国堡发掘出一条沉船遗迹,是在潏水岸边发现的。这分明是用于潏水水上的船只。现在潏水上有桥,便利车马行人。其实现在潏水是很浅的。行人大可以脱去鞋袜,徒涉而过。


(传)仇英《上林图》卷(局部)

绢本青绿,明,53.5×1183.9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绕汉唐长安城的八水,除泾、渭两水外,其余六水都发源于秦岭北坡。为什么这几条河水的流量到现在大都大为减低呢?这是秦岭北坡森林和植被被摧残破坏的结果。不佞曾有专文论述。不过这是后来明清时期的问题,与汉、唐长安城并无若何关系。反过来说,汉唐时期这几条河水的流量能够保持相当高大,也和当时秦岭森林的茂密、植被的丰盛有关。森林能够茂密,植被能够丰盛,固在于不受人为的摧残破坏,气候的温暖、雨量的充足实有以致之。


  气候的寒暑燠温时有变化。汉、唐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就全国来说,实是一隅之地,不能不受全面现象的制约。虽然如此,还是可以略事论述的。远在半坡和姜寨人活动的时期,当地的气候本是相当热燠的,现在一些只能生存于南方的动物在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中都能发现其遗骸,就足以证明。新石器时期以后也还有所变化。



汉三辅图

载于北宋熙宁年间·宋敏求撰《长安志》


  至于汉代气候,说者间有违异,一说继春秋战国之后继续温暖,一说已经转寒,还有人认为战国时期的温暖期延长至景帝之时。西周时诗人所赋的诗篇间有提到终南山下的梅树,可以作为温暖的物证。汉代关中未多见梅树的记载,仅《西京杂记》中有所提及。《西京杂记》据传为葛洪所撰,不仅时代靠后,而且小说家言,难于置信。然汉代长安城旁却可栽种甘桔,既能栽种甘桔,梅树也就可以生长。柑桔移植自南方,中间还有一段过程。《三辅黄图》有这样一条记载说:“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林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桔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



(传)仇英《上林图》卷文字局部


  可是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也曾说过:“卢桔夏熟,黄柑橙楱”。这两条记载是不同的。就以甘桔来说,如果上林苑中所植的甘桔百本皆不成活,怎么还能说到“卢桔夏熟”。不佞以前论汉代气候时亦尝引用这两条记载。当时曾说过:“两者所记,殊不相同。移植异木,自是一时盛事。所植在上林苑中,司马相如作赋,也必然会据以描述。后来没有成活,就和司马相如无关”。现在看来,当时是过于重视《三辅黄图》的记载。《三辅黄图》虽详载汉长安城内外诸事,却非出自汉时人的手笔,可能引用旧典,也许还有若干传闻之辞。


  其中间有不实之处,近来有人校正,为所指点者亦有若干。上林苑所植得于南越的奇林异木未能皆获成活,也可能与移植的技术有关,不能尽诿之于南北异宜和气候寒温的差异。况且《三辅黄图》已经明确指出:所植的异木,“岁时多枯瘁”。也就是说其中也有成活的。《三辅黄图》为汉代以后人的撰述,姑且置之不论,司马相如则不同。司马相如以善于作赋有声闻于当时,且为汉武帝所赏识。其所撰的赋殆无不经汉武帝的阅读,就是其身故之后,汉武帝还曾搜集其遗篇。其撰《上林赋》正当其声誉最为崇高之时,如何敢有虚言以致遭受汉武帝的谴责?如果上林苑中卢桔没有成熟,他怎么能在赋中写出“卢桔夏熟”的名句?



(传)仇英《上林图》卷(局部)

绢本设色,明,53.5x1183.9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以前不佞还曾征引过西汉末年氾胜之所说过的一段话。氾胜之说:夏至后七十日可种宿麦。并且说,种的早了,就容易生虫,种的迟了,不仅穗小而且颗粒少。氾胜之这段话是在汉长安城说的,应该是最为重要了。夏至后六十日已近于白露。东汉时,崔实作《四民月令》,也提到白露种宿麦的事。他把麦田分成薄田、中田和美田三种,白露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再后十天种美田。氾胜之的意思是种麦不宜过早,过早天气太热,崔实以白露种薄田,不早种恐怕地薄长不上来。迄至现在,关中尚流传有这样的农谚:“白露种高山,秋分种平川”,仍仿佛氾胜之和崔实的遗意。当然具体的时日是否完全相符,尚须作仔细的推算。如果彼此符合,则氾胜之时关中气候已显示转寒。即令如此,也应是西汉后期的事,因为氾胜之于汉成帝时为议郎,去武帝时已久。


  后来到了唐代,气候转得更为温暖。汉代长安城和关中虽说可栽种梅树,可能还不很普遍。唐代梅树是唐长安城习见的树种,曲江尤为繁多。不仅长安城中有梅树,关中到处都有,当时诗人李商隐路经关中偏西的扶风县,还为当地的梅花写成诗篇。扶风县如此,其他各县也应该都是一样的。唐长安城内也有桔树,唐朝皇帝曾以宫中桔树所结的桔赏赐臣下,李德裕还为此撰写了一篇《瑞桔赋》。这显示出唐长安城虽有桔树而不是栽种的很多。这不是多少的问题。能够种植桔树就足以说明当时气候温暖的程度。


  正是因为气候的较为温暖或更为温暖,有利于森林和一般植被繁殖和发育。汉武帝时,东方朔就特别指出长安城外的山上有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以这样的森林和山上出产的矿物以及山下农产品的丰富,称道当地是陆海。这不是东方朔一家之言,和东方朔同时的司马迁以及后来的班固也都曾经有所道及。有人说,当时气温不高,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森林。这样的说法过于勉强,难于令人置信。汉长安城附近的森林,文献记载不少。如果说文献记载不足以置信,地下发掘的遗物应该可以作为证据的。前几年承宁夏回族自治区友人见告,宁夏南部六盘山下泾源县就发掘和发现不少原木,经C14测定,当为汉代遗物。今泾源县远在汉长安城西北,纬度很高,地势也很高,其正常温度应该低于汉长安城。六盘山下汉时都有森林,怎么能说汉长安城南秦岭之上就没有森林。



太华图

载于元·李好文《长安志图》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汉长安城南秦岭之上有茂密的森林,唐长安城南秦岭之上的森林同样郁郁葱葱,唐代诗文中对此更多有记载。据其所记载,不仅漫山都是森林,就是山上道路两旁都密布着林木,行人在山中走过,竟然难于见到太阳。还有记载说,由于山中到处都是森林,在长安城的曲江中都能看到水中反映出来的树木倒影。这样的记载并非过分夸张,应该是可信的。


  山上如此,山下更为别致。汉武帝时,司马迁论关中的富庶,于南山的檀、柘之外,还提到鄠、杜竹林。鄠、杜为两县,鄠县今称户县,杜县在今长安县的西北,都在汉长安城的附近。司马迁还特别提到当时一个人家如果能在渭川(即渭水两岸)有千亩竹林,其收入可以和千户侯相仿佛。当时像这样的人家应该是不少的。


  后来到了唐代,关中竹林更为普遍繁多。鄠县东南有一个司竹园,园周回百里,置监丞掌之,以供国用。这个司竹园可能隋时已经设立,唐高祖在太原起兵时,其女平阳公主就纠集很多人众,举兵于司竹园。司竹园以外的竹园更多,向西扩展,一直到陇山以西,杜甫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所作《秦州杂诗》中就曾三次提到竹林。直到北宋时,苏轼在凤翔还亲眼看到好几处竹园。可能当地在唐时都曾经盛栽竹林,到苏轼时还未消失。当然栽种竹林只是植被中的一种,其他树木也应该是很多的。唐代诗人在慈恩寺大雁塔上赋诗很多,好些诗中都提到所能远望到的林木,极一时风景之胜。



(传)沈周《竹林图》

纸本浅绛,明,25.5×110cm

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森林的郁郁葱葱,一般植被繁杂茂盛,诚然与气温的寒暑燠温有关,也与当地的温度和降水量多寡相联系。以前纪传体的史籍中往往列有《五行志》,记载天气的变化。汉唐两代史籍如《汉书》及新、旧《唐书》,亦皆辟有专篇。有关长安城天气的记载都较为具体,可以征信。汉唐长安城亦与其他地区一样,有干旱之年,也有雨涝之岁。也遇到大旱和久涝。大旱往往成灾,不过大旱之年究竟不多,还可以说是稀少,两次旱年之间的差距也较为远些。旱涝相比较,例是澍雨还显得多些。唐代长安城曾经不只一次以久雨之际排水不及,街道上积水很深,车马行人都受到阻塞,城外河流也曾遇到泛滥事故。概括来说,应该是雨量较为充沛,潮湿时多,干旱日少,有利于森林和一般植被的繁殖生长,对农耕经营就更为有利了。


  前面曾经提到过自明清以迄现在,长安城外诸河水的流量都大为减少,甚至盛夏之时还有干涸的情况。其原因是由于秦岭北坡森林和植被的破坏。汉唐两代这些河水的流量都很大,正说明当时秦岭北坡的森林植被并未受到很大的破坏。核实来说,并不是毫无破坏,只是破坏的程度并不是过分严重而已。汉唐长安城都是都城,都城中宫殿的修筑,就需用相当的材木。石炭的发现和使用较迟,汉唐两代都无此物,日常生活炊膳和取暖,势须伐木烧炭,汉唐长安城中人口众多,木炭的消耗量应该是很大的。唐代后期,长安城中宫殿建筑所需的材木曾经远取于岚(治所在今山西岚县南)、胜(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二州,显示秦岭山中已经没有巨大的材木。虽然如此,还并未影响发源于秦岭山上诸河水的流量。如果说有影响,那应是唐代以后的北宋年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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