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美丽乡村建设样稿一

我要发布     发布日期:2021-03-19 11:19:16  来源:网络
核心提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在科学研判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城乡统筹整合、促进城乡一体化这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认真分析浙江农村村落个性和特点基础上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美丽乡村要围绕着我省农村村落的现状与特点建设。

浙江农村传统村落的现状与特点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在科学研判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城乡统筹整合、促进城乡一体化这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认真分析浙江农村村落个性和特点基础上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美丽乡村要围绕着我省农村村落的现状与特点,一方面,要着眼于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另一方面,更要着力于补齐短板,更好出发!围绕“村、地、房、人、田”等构成村落的五大元素,来分析一下我省农村村落的现状与特点。


  村:村庄类型多姿多彩。


  浙江是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而且浙江又是山水资源独特、人文积淀浓厚、块状经济凸现和乡土文化个性十足,农耕文明特色鲜明的地区,因此,浙江村庄的类型非常的丰富多彩。


  1、从地形地貌的角度看。我们既有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这样的村落,也有丘陵山区林家铺子这样的村落,也有海岛渔区渔家风情这样的村落。


  杭嘉湖平原,老百姓民房大多沿河而建、枕水而居,美好生活非常惬意。


  浙南山区,浙江的山水资源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以山区为主,但山并不高(丘陵山区)非常秀气。


  沿海地区,岸线资源、港口资源、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渔区渔家渔民的生活习俗风情独特。



  2、从人文积淀的角度看。习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城镇化会议上指出,城乡建设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让城乡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里要特别谈谈“乡愁”这一事。


  (1)什么是乡愁。


  “乡愁”表达的是一种心理,一种对变化的不安和对未来不测(不确定)的心理。这种不安和不确定推动了整个社会对于发展路径的反思。或者更加理论化地讲:乡愁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工具理性张扬后而引发的对价值理性的追寻。


  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文化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文化断根造就无信仰、无历史的非英雄……”他们从旧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模式中游离出来,被抛入新的存在形式,却找不到思想归宿,只能将就地‘在失去意义的世界里不带信仰地生活’。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工具理性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价值理性追求行为合目的性。在价值理性视野中,人是终极目的,人是各种努力的终极关怀。


  中国文化艺术联合会副主席冯骥才:传统社会的乡愁指远离家乡的人们对故土的山水、风土人情、草木鱼虫等事物的深切缅怀和美好记忆。


  当下社会的乡愁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指城市化背景下涌入城市的乡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依恋感和对当下城市生活模式的失落感相互交织形成的困顿体验。


  (2)乡愁一词的源起。


  乡愁nostalgia一词起源于西方,指当时军队士兵由于远离祖国、亲人产生的强烈思乡病,并导致的身心上的不适反应。后指称西方19世纪中叶的工业化与都市化发展造成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流动的人群普遍怀念曾经的稳定生活。


  (3)乡愁的类型。


  据以上分析,传统社会的乡愁与当代社会即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愁是不一样。


  传统农业社会的乡愁主体:一是宦游的官员;二是游学的举子。


  传统乡愁的产生:


  首先,乡土社会性质决定了安土重迁是必然选择。“水有源,树有根。”;其次,儒家文化对于人伦的强调,使得人们不愿意外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第三,怀才不遇、战争带来的背井离乡和乡土难返等让“异乡客”变为“本地人”,从而产生乡愁。“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


  最近听金星脱口秀,说2016年最短的诗是《故乡》,一开始还我不明白,后来仔细想了想才明白过来,小桥流水人家的故乡只剩下了“故乡”两个字了,小桥—断了,流水—黑了,人家—折了!


  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当下社会的乡愁与传统农业社会的乡愁是不一样的,乡愁主体分三类:


  一类是“蚁族”。即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外出的流动人口)。中国的城镇化率1990年是26.41%,2014年猛增到54.77%,仍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由于人口基数异常庞大,中国的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1400万人进离乡进城。已经生活在城市里的中青年,至少一半是异乡人。


  另一类是“蜗居族”。即(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他们读书花掉了家里的积蓄,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几乎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凭借,没法拼爹、拼关系,只能靠自己,他们留在城市里的意愿更为坚定。


  再一类是“异乡族”。即城市居民中的一部分(大多数是在城市中操着普通话的一群人)。与欧美国家的城市化不同,中国的城市化带有鲜明的政策驱动色彩,是主动选择和市场驱动两只轮子走出来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城市居民的根还在乡村。今天,6.06亿中国人生活在655个城市和20000个建制镇,基本上是农民的后代,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儿。


  乡关何方?乡愁何寄?梁漱溟老先生讲,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和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浙江的乡村乡愁记忆更加浑厚、更加丰富。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有“文物之邦”的美誉,历史悠久。早在距今一万年至四、五千年间,浙江境内就有了人类的活动,上山文化、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原始文化揭开了人类文明的篇章。


  南宋定都临安后,浙江进入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成为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农村人口以亲缘、血缘、业缘、地缘为纽带,根据宗族姓氏、山川地形、日月风水、文化取向,从散居转向聚居,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和内涵迥异的历史文化村落,这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的宝贵财富。按照“有价值、有形态、有文脉、有故事、有人脉”的要求来衡量,浙江全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有数量和名单共1237个。我省历史文化村落历史普遍久远,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有,大多经历了数百年、上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岁月沧桑。


  浙江历史文化村落数量较多,与千年来浙江地灵人杰,浙江人勤进学、善经商、少战乱密切相关。


  一是勤进学。据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载,唐以来共产生进士10.17万名,其中浙江占13.9%以上,据各省市区首位。古代社会是“学而优则仕”,当官的多了,便出现许多名宅。近现代出了许多国学大师、文豪和文化名人,比如我们教科书中讲的六大文豪(鲁郭茅、巴老曹),前三位中有两位就是我们浙江的。此外,由于现代史的特殊原因,民国将领和高官数冠全国,随着文化认同的加强,保护这些人的家宅,已成为两岸和平发展的一种推力。


  二是善经商。浙江又有悠久的经商传统。从战国时范蠡的弃官经商,到宋朝的市镇勃兴(南宋时全国有16个镇的商税超3万贯,其中浙江占了5个),浙江的商业开始走在前列。明代继晋商、徽商后兴起的龙游商帮,“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邻”,时有“遍地龙游”之誉。宁波商帮形成较晚,清大盛,在晋商、徽商等商帮相继式微以后,宁波帮却代有强人,新才辈出,而后,以胡雪岩为代表的杭商、以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为代表的湖商相继登场,浙江商人在商场独领风骚。商人多了,便有能力打造许多豪宅大院。


  三是少战乱。浙江的历史文化村落得以保存,除了经商、进学的悠久传统以外,还与地处相对偏远,经历战事(特别是太平天国以后)相对较少有关。近代中国内战的主战场是在中原等在平原地带,地处山区丘陵的浙江,自然能躲过一劫。


  3、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看。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浙江的产业很有个性,一村一品、一镇一特的产业集群化、块状化、区域化的现象非常明显。


  海宁没有一张皮,却建设了中国最大的皮革城(皮革城的一个身上只围了一圈草短裤的帅哥雕塑,边上写了一句广告词,皮-草从这里开始)。


  余姚没有一只貂,却发展了中国最大的裘皮城。


  桐乡没有一根毛,却培育出中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


  地:村庄建设粗放分散。


  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城乡二元建设体制下,由于村庄建设与发展没有规划或者有了规划、但没有按照规划进行很好的引导和控制,浙江的村庄建设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村庄形态大多骑河型、骑马路型。浙江全省28653个行政村,但是5户农户以上居住在一起的自然村落有20万个,言下之意,1个行政村下面有5—10个左右的自然村落。现代人与老祖宗关于村落选址讲究天人合一理念、讲究堪舆学理论相比差距甚远。


  过去村落的选址一般都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水口。浙江传统村落选址有三大特点:


  崇尚自然、讲究风水;


  强化血缘、聚族而居;


  顺应礼制、注重人伦。


  就是山水聚合、藏风得水,重于水的流畅,并通过祠堂把神圣世俗化。


  2、村庄建设发展“摊大饼”式。就是旧村外面围新村,空心村、烂心村的现象比较多见,我们与国土、建设部门作过普查,浙江农村人均建设用地171.51平方米左右。


  3、村庄发展相对活跃。过去外省的朋友到浙江农村考察,给浙江乡村两句话的评价,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像集镇,走过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现在的评价是,浙江的村庄很美,浙江的集镇不如农村。



  房:农村建筑个性缺乏。


  大自然赋予了浙江农村非同凡响的山水资源,但一些地方的建筑、民居却与之格格不入,有的甚至是煞风景的,主要表现在:


  一是土豪式的城堡。有的地方农村老百姓挣钱的唯一目的就是建房,有钱就任性,民居建得犹如哥特式的城堡,体量巨大,有的甚至高达五层、六层。


  二是兵营式的民居。农村建房没有很好的规划引导和控制,沿溪、沿路而建的民居大多犹如部队的营房,存在着“新而不美、富而不美、古而不美”、“千村一面、千户一面、千房一面”的现象,没个性、没特色。


  三是赤膊式的立面。在浙中、浙西一带,部分老百姓建房不做外立面,存在建筑形制、立面同质化、低质化的现象,有的农户建房不刷墙并不是财力不够,而是一种陋习。


  林语堂先生说,大自然永远是美的,但人类的建筑并不美,问题是我们的建筑与山水不相协调。


  王澍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获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说,我搞现代建筑就是要把时间和记忆找回来。


  费尔登教授(英国建筑大师)说,水泥是乡土建筑的大敌。


  程泰宁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说,我们有民国的建筑,但却没有共和国的建筑。


  在新阶段的美丽乡村、美丽浙江建设中,我们要逐步解决农村建设与乡土风格不相协调以及农村建筑没门没派的问题,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打造浙派民居。


  一方山水养育一方水,更培育出包括一个地方建筑风格在内的各种风格。在美丽乡村、美丽浙江建设中,我们要坚持“规划、设计、建设”并重,按照“生态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要求,统筹安排村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对村庄的建筑风格、乡土风情、村落风貌、田园风光、生活风俗、特色产业进行个性化指引,推行“现代建筑乡土化、传统建筑现代化、基础设施景观化、建筑用材本地化”:


  一是现代建筑乡土化,为农民群众提供接地气的建筑样式,个性化设计并推广应用与当地山水资源、民俗风情相协调的民居风格、形制、高度、体量、色彩等,使现代建筑彰显当地农村、当代农村的个性特色,具有乡土基因、文化内核、价值灵魂。


  二是传统建筑现代化,一个时期的民居建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历史印记,是宝贵财富,必须保护保存。但这些民居往往居住条件比较恶劣、落后时代,要满足老百姓改善条件、提高生活品质的诉求,对传统建筑按照规范要求进行现代化改造,建筑样式可以是传统的,但内置的生活设施应该是高水平的。


  三是基础设施景观化,在美丽乡村、美丽浙江建设中,各地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但这些设施不要太突兀,一定要融入到当地的山山水水、乡土风情,使之成为一个景致、一个小品,形成美丽乡村亮丽的风景线。


  四是建筑用材本地化,一个地方溪里允许采的鹅卵石、山上允许伐的木材等建材具有本地的特色基因,要用心选材建房、建设施,利用生态环境和自然山水的脉络,依山就势、沿水而居、就地取材,体现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的和谐美感。


  人:人口流动多元趋向。


  浙江农村人口流动方式从以往的单向流动向城乡双向流动转变。习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和记忆中的故园”。2015年1月20日,习总书记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农家庭院里与村民聊天时说,“城乡一体化,不是叫你们都到城里去,而是要把村了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搞得城里一样,让农村成为农民幸福生活的家园。”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揭示了新常态下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的规律性。对浙江来讲,我省城乡人口流动已经处在城镇化与郊区化并存的新阶段。


  1、郊区化的苗头


  在浙江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一种叫新“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口流动现象,特别是已经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不想住在城里,喜欢住在农村。习总书记把这种现象叫做逆城市化现象,这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态。浙北某县的调查:


  A、有64%的农村居民选择继续留在乡村;B、有11%的农村居民迁移意愿是建制镇;C、有20%的农村居民迁移意愿是县城;D、有5%的农村居民迁移意愿是地级市或以上城市。


  2、城镇化的主流


  农村人口不断迁移到城里,一部分农村存在凋敝、凋零的现象,这依然是城乡人口流动的主流趋势。目前,全国农村有四分之一的住房无人居住,农村常住人口平均每年以1.6%的速度在下降。对浙江来讲,我们跟国土部门作过普查,全省大概10户农户有1户也是铁将军把门,有2户是城乡两栖人口。对农村人口减少以及减少趋势向弱情况,我们要有科学分析和判断。


  浙江农村老百姓大规模、盲目地进城务工的现象已不会再现,过去盲目进城而导致就业无岗、居住无所、保障无门的生活窘境以及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的城市病,已经让广大农民对进城有了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反而对文化认同、身份认同、记忆认同的乡村有了新的期待。



  3、有序化的布局


  发达国家的城乡发展历程表明,农村人口下降,一部分农村出现是老龄化、空洞化、少子化、无聊化的现象,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性的问题,而不是终极格局,农村作为社会管理的一个基本单元,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消亡。因此,新常态下的城乡人口布局,已经到了政府用规划来控制和引导的新阶段,必须优化并建立人口在县城、中心镇、一般镇、中心村、一般村的布局体系。通俗地讲,就是该有人的地方有人,该没人的地方没人。


  (1)日本农村振兴计划


  上20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农村,大量青壮年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外流到城市,农业劳动力从1600万人减少到760多万人,农业生产力大幅下降,农村出现了凋敝萧条景象,以造町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振兴计划因此展开。农村振兴运动以提高粮食产量、提高农业生产力(“一村一品”)为起点,随着形势发展,重点从农地整备转移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景观与环境改善、历史建筑保存、健康与福利事业发展等,力求全面推进农村振兴。相应地,村庄建设方面的重点也在不断提升,上世纪70年代,日本农村振兴运动主要侧重于农村基础设施配备,改善生产生活条件;80年代,主要是改善居住条件和村庄环境,建设安全宜居农村;90年代,积极营造农村景观,打造与都市相似的生活环境;本世纪以来,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修复,加强文化的传承与文脉的延续,追求农村区域的个性、活力、魅力,努力形成向城市居民开放的美丽农村。


  (2)韩国新村运动


  1970年前后,韩国经济起飞不久,就遇到了农业发展严重落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村运动,大力倡导“勤勉、自助、合作”理念来振奋农民精神,以项目开发为纽带,以政府支援和农民自主为基本动力,带动农民开展家乡建设活动。主要实施农村公路改善、农民住房改善、村庄环境改善、农村电气化、农民饮水、兴建村民会馆、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


  (3)台湾农村再生计划


  1990年,台湾当局颁布《农业综合调整方案》,提出“照顾农民、发展农业、建设农村”,实施农村社区更新、海堤整建、河川治理、路桥修建、公共设施建设、水系整治等6大工程,建设富丽农渔村。1993年,台湾“农委会”出台了《农渔村社区整体规划暨建设计划》,提出以“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理念为指导,集中各方人力财力,建设26个兼顾生产、生活、生态的示范富丽农渔村。台湾富丽农渔村建设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企业化,推行农地重划,发展专业化生产,改善农产品运销,实现农业产销一体化;二是农民生活现代化,发展农村教育,增进农民福利,缩小城乡生产差别,维护农村繁荣安定;三是农村生态自然化,加强自然文化景观保护,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绿化、美化农村环境。


  田:农业产业特色精致。


  浙江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从历史到现代,浙江农人一直按照“精耕”、“精准”、“精致”、“精品”的要求发展农业产业,高效生态、特色精品、绿色安全的农业已经成为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亮丽风景。传统中国对外交流与物品输出的老三宝(即茶叶、丝绸、瓷器),浙江样样都有而且名气不小。


  1、稳定发展粮油等战略性农业产业。


  (1)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在300亿斤以上,全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在1950万亩左右,保护和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800万亩。


  (2)有序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流转面积955万亩,流转率达到50.1%,流转面积在5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占67%。


  (3)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3.5%。


  (4)发展旱粮以上宜糖米、富锌米、山稻、渔塘稻、海水稻等功能性粮食产品。


  2、重点培育十大农业主导产业。


  (1)培育历史经典产业和传统特色产业,重点发展蔬菜、茶叶、果品、畜牧、水产养殖、竹木、花卉苗木、蚕桑、食用茵、中药材等十大农业主导产业。


  (2)建设特色农业发展平台。通过要素集聚、层次提升、产业延伸,“十三五”时期,我省要打造30个农业产业集聚区和100个现代特色农业强镇。


  (3)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全力推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进农业领域的机器换人,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62%,高出全国平均7个百分点。


  (4)发展设施栽培农业,全省设施栽培面积达到321万亩。


  3、发展农业第六产业


  (1)培育现代农业主体,全省共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4万家、家庭农场1.8万家、农业龙头企业7600家。


  (2)鼓励共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每年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在170亿元以上。


  (3)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2015年全省农产品电商销售额超过300亿元。


  (4)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全省有17个被列为全国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县,举办各类农时节庆活动200个,2015年全省休闲观光农业旅游达到8000万人次,收入近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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