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疫情防控体系建设

我要发布     发布日期:2020-05-16 10:48:18  来源:人民论坛网
核心提示:疫情暴发后,病毒感染者成为疫情传播载体,人口流动是影响疫情发生的关键因素。疫情防控需要结合人口规律采取措施。人口流动在时间、空间和区域三个方面呈现规律性。节前,武汉人口流向全国。节后,全国面临经济社会恢复压力,中央提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疫情防控的工作目标,各地逐步进入复产复工,带动人口反向流动。

  现代治理体系需兼具强的大组织能力和高效的社会渗透能力。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国家治理能力。疫情防控在宏观层面涉及对全社会的动员,在微观层面涉及对个体日常生活的细致管理。过去一段时期的防控工作,实现了“全国一盘棋”,既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上的不少短板。农村疫情防控属于整个防控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乡村在人口密度、社会空间、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城市存在较大差异,农村疫情防控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完善农村疫情防控体系需结合农村实际情况进行。


  农村疫情防控的三个阶段


  疫情暴发后,病毒感染者成为疫情传播载体,人口流动是影响疫情发生的关键因素。疫情防控需要结合人口规律采取措施。人口流动在时间、空间和区域三个方面呈现规律性。节前,武汉人口流向全国。节后,全国面临经济社会恢复压力,中央提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疫情防控的工作目标,各地逐步进入复产复工,带动人口反向流动。


  结合人口流动规律来看,农村疫情防控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春节前的外防输入阶段。一月下旬,武汉开启疫情防控之后,各省纷纷启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一级响应。初期,各地存在疫情防控体系不健全、应急物资不足、预案不完善、群众对疫情的了解度不高等问题,不少地区采取“硬核”防控措施,通过封路、封村甚至封户等办法,“一刀切”地切断人口流动,有效抑制病毒扩散。这期间,武汉市的疫情防控目标是“外防输出,内防扩散”,湖北之外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外防输入,一些地区切断交通,拒绝湖北武汉人口流入。“硬核”防控措施用力猛,效果显著,但也产生不少负面影响。



  二是春节期间进入内防扩散阶段。进入春节假期之后,节前人口流动大幅度减少,大部分人口停留在原地不动,疫情防控从管控外部转移变为管控内部聚集,工作重心从外防输入调整到内防扩散。进入二月上旬之后,不少地区的疫情防控从管县界、乡界,升级到管村界和管户。前期各地主要是针对武汉湖北返回人员家庭进行个别管理,之后,升级为对全域内所有家庭的管理。一些地区开始实施村庄和小区封闭,向农户发放通行证,农民凭证采购必要生活物资,日常活动范围被限制住。春节期间,随着对群众日常生活的管理,区域内部的人口小流动也被管控。


  三是春节后进入外防输出阶段。进入二月中旬后,各地陆续复产复工,带动农村劳动力返流,全国人口流动进入新阶段。二月中下旬,笔者所在的课题组两次完成涉及全国98个县104个村庄的劳动力流动情况调查。对比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比例,从二月中旬的10%左右提升至二月底的30%左右。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疫情防控提出新考验。人口流出地区的疫情防控进入外防输出阶段,流入地区则进入外放输入阶段。


  农村人口流动状态与疫情防控问题


  与节前和节日期间相比,当前阶段的疫情防控工作更加复杂。节前主要是管住人口大流动,切断疫情传播途径,武汉封城以及各地关闭流动通道的效果明显。节日期间主要是减少人口小流动,通过各地基层动员,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生活小区和村庄的封闭,减少了家庭内部、亲属邻里之间聚会可能引发的疫情。当前的疫情防控必须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工业生产需恢复,企业经营要复苏,农村地区还需要抓紧春耕生产。当前阶段的疫情防控既要做好防止疫情传播,又要推动人口流动,在流动中控制疫情的难度,比社会相对静止状况下的防控难度大得多。


  目前,不少省份实现无本土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疫情大规模传播趋势基本被控制住,但是随着国外疫情的蔓延,境外输入压力增大,不能掉以轻心。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防止疫情反弹是重中之重。另一方面,从春节放假算起,一些企业停工已经超过两个月,企业经营面临巨大问题,经济复苏迫在眉睫。控疫情与恢复生产如何兼顾,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巨大挑战。当前,疫情防控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控疫情与恢复经济社会活动的矛盾突出。据新华网报道,到二月中旬,国内制造业五百强企业复工复查达到97.08%,产能利用率平均为58.98%。3月30日,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3月28日,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为76%,3月份以来日均升幅超过1个百分点。目前,企业复产复工主要集中在大企业和重点企业,中小企业依然存在不少困难。各方面情况表明,距离经济社会全面恢复还有较多的工作要做。


  二是存在疫情风险向经营风险的转化。各地推动企业复产复工时,普遍选择抓大放小策略,对区域内的重点企业和规模以上企业扶持力度较大。大企业和重点企业产值高、纳税能力强,保大企业生产可稳定地方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大企业自身硬件条件好,宿舍食堂配套齐全,企业自身具备较强的疫情防控能力。与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复产复工的疫情风险相对低。在恢复经济和防控疫情方面,具有属地管理责任的地方政府,以后者为前提条件。中小企业利润薄,生存能力弱,需要靠饱和订单才能维持下去,疫情风险极大增加了中小企业经营压力。


  三是劳动力流动缓慢与部分企业用工不足问题并存。调查发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缓慢的同时,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大企业存在用工短缺问题。劳动力不流动背后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复苏缓慢。一方面,已经开工的大企业未开足马力生产,另一方面,作为吸纳农民工主力的中小企业复产复工不足,造成农村劳动力总体就业不足。企业复产复工不足,农村劳动力被滞留,农民与整个社会都要承受损失。


  四是产业链受冲击。企业生产围绕着产业链展开,一家大企业往往拉动一个产业体系,带动几百家中小企业配套。大企业产能利用率不足,对中小企业的带动能力就降低,使中小企业订单不足,没有条件饱和生产,进而无法正常开工,甚至反过来阻碍大企业生产,形成恶性循环。上述问题最终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动乏力和就业不足。


  五是农业生产受影响。目前湖北地区仍保持相对封闭状态,其他一些地区的交通体系还未完全恢复,这会影响农资供应和农产品输出。随着气温回暖,越来越多的地区进入春耕时节,农业生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其中,受影响较大的是种植大户和畜禽养殖专业户。另外,农业机械化社会化服务供给也受到影响。



  在农村人口流动的状态下完善农村疫情防控体系


  回顾疫情发生过程,农村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地纷纷启动疫情防控以来,城乡防控工作呈现两种形态。城市生活高度依赖市场,各个城市实施封闭化管理之后,市场运行体系暂时中断,市民生活依靠政府领导下的基层组织来维系。城市人口密度高,居民小区属于陌生人社会,人口数量大,但社会资本稀薄,除基层工作者和少数志愿者之外,可动用的社会力量不多。启动封闭管理的成本很高。


  乡村人口密度较低,农民生活在村庄熟人社会中,信息传递方便,社会资本丰富,再加上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支撑,封闭管理的社会代价很低。疫情高发期,正值冬季农闲,对农业影响较低。社会封闭管理对农民的生活影响较小。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疫情管理依靠乡村基层组织,通过村干部、小组长、村医和党员积极分子等少数人员做工作,很好地完成了基层疫情防控。由此,乡村疫情防控成本远远低于城市。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一直发挥着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疫情防控再次显示了乡村的压舱石功能。乡村稳定促进了整个社会稳定。乡村保持稳定并较好地切断疫情传播,为城市疫情防控提供了稳定的大后方。


  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好人口流动的问题。下一步的疫情防控,需要做好如下工作:


  一是调整疫情防控思路,升级疫情防控体系。面对当前阶段的工作目标,之前建立的一套“管死”社会的疫情防控体系逐渐失效,当前阶段的疫情防控体系需满足“管活”的目标。没有流动,就无法恢复生产。下一阶段的防控要防止疫情扩散,同时逐步放开社会流动。控疫情与促经济两项工作均不可偏废。


  二是区分两种类型的社会流动。第一种是大流动,以跨区域劳动力流动为主体。第二种是日常生活带来的社会小流动。两种流动要分类处理。在湖北等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要继续采取封闭管理措施,避免疫情扩散。其他疫情不严重的地区,在限制日常生活小流动的基础上,全面放开劳动力大流动。在疫情严重地区实施封闭管理,是为其他地区的逐步放活创造条件,减少非必须的日常小流动,是为放开大流动创造条件。疫情防控要避免先紧后松,也要避免只紧不松,避免“一刀切”做法,搞好分类措施,推动疫情防控精细化。



  三是做好地区之间的协调。各地区疫情情况不同,基层治理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形成不同地区的疫情防控做法。有些地区相对严格,有些地区较为宽松,不同地区的管理标准不同,对于节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挑战。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动方向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采取不同防控标准,农民工返回务工地之后,五湖四海的人口汇聚,给当地疫情防控带来难度。不同地区要尽早做好协调,实现标准统一,降低疫情风险和社会治理成本。


  四是推动社会脱敏。调查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缓慢,一定程度上与农民外出态度不积极有关。经过前期高强度管理之后,一部分地区农民产生不着急外出心态,一些农民对疫情认识不足,担心外出感染病毒,也担心外出受到排斥,相当一部分人抱着疫情过后再外出的想法。农民工不外出,劳动力供给不足,会给企业用工带来困境,对经济社会恢复不利。下一步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对于病毒和疫情的科学认识,避免他们被少数极端事件误导,推动社会逐步脱敏,形成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社会舆论。


  五是完善交通方式。调查发现,前期农民工外出主要驾乘私家车,部分地区农民对于公共交通方式接受度不高。一些地区政府和企业组织包车包机,进行点对点的劳动力输送,成本太高。点对地输送只解决少数重点企业和重点岗位用工需求,绝大部分企业不具备能力。下一步要全面恢复公共交通方式,打通输出和输入渠道,健全公共交通疫情防控措施,引导劳动力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提高劳动力输送效率。


  六是完善农村应急管理体系。农村疫情防控依托基层治理体系与基层公共卫生体系。疫情防控对农村基层应急管理体系提出巨大考验。经过前几年的建设,农村公共卫生管理能力大幅提升。同时,基层医疗服务体系还存在人员老化、投入不足等方面问题,基层重医疗、轻公共卫生的矛盾较为突出。完善农村应急管理体系是有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础。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要补齐农村短板。


  七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投入大量资源进入农村,农村面貌大幅改善,农村基础设施逐步健全、硬件条件变好。另一方面,由于基层组织主要承担着分配资源的职能,造成农村干部处理基层矛盾的能力变弱,农村基层组织与群众的联系不足。农村疫情防控关键要靠基层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做好一切农村工作的根本。


  八是抓紧恢复农业生产。农业季节性强,农村既要抓好疫情防控,还要做好春耕生产。一方面,要抓紧帮助农村劳动力外出,解决农民就业问题,避免农民家庭收入受到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基层政府要围绕春耕生产做好新的工作部署,解决农资农产品运输通道。疫情轻的地区,全面放开农业生产,疫情重的地区,做好春耕生产过程中的防控工作。农业生产在露天进行,与工厂车间流水线完全不同,企业在努力复产复工,农业生产更不应该受到影响。做好农业生产是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


  九是政策执行要科学。各地政府承担着疫情防控属地责任。一些地区政府层层加压,造成基层采取宁“左”勿右的政策执行方式。一些地区对企业发生确诊病例采取一关了之的措施,对企业打击很大,部分企业不敢轻易复产复工。一些地区疫情防控存在前期不紧、后期不松态势,造成经济社会复苏困难。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疫情防控,既要避免疫情“反弹”,也要避免防控力度“反弹”,避免疫情防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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