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员的俸禄到底是高还是低？

　　乾道八年（1172），48岁的陆游，在代理夔州通判任职将满前，写信给丞相虞允文诉苦：

　　我当初来上任，路费都是借的，而“峡中俸薄”，仅能糊口，现在口袋空空如也。“固不能归，归又无所得食”，一天没薪水，“则无策矣”。

　　儿三十未娶，女二十未嫁，皆因没钱操办。我要不是穷人，天下就没穷人了，请给我安排一个新的差遣。“不赖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穷可哀而已”（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三《上虞丞相书》）。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陆游的语气里，有近乎哀求的味道。

　　陆游80岁那年，“茅屋为秋风所破”，朋友辛弃疾，要资助他盖房子。陆游拒绝说：“幸有湖边旧草堂，敢烦地主筑林塘”（陆游《草堂》）。

　　65岁的辛弃疾，当时每月拿着约合现在，15万人民币的退休金。而同朝为官的陆游，连个房子都建不起，这是怎么回事？

　　传说中宋朝官员的优渥待遇，一人上班，除了养活全家，还能外带小妾，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第一章“皇帝秘书”哭穷摞挑子了

　　关于宋朝官员俸禄水平，即使是宋人，也说法不一。有些人说，宋朝官员待遇优厚，俸禄水平高。如王栐《燕翼饴谋录》中说，“国朝待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如杜范在《清献集》中说，“祖宗待士大夫甚厚，而绳赃吏甚严”。

　　也有人认为，宋朝官员待遇偏低，贫困者居多。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方今制禄，大抵皆薄”（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太宗淳化二年（991），御史中承王化基奏称，当时以“朝官、诸色使臣及县令、簿、尉等所费，高卑相半，折而计之，一人月费不翅十千（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初期官员的月俸，约有半数人在十贯上下。

　　那么，这月俸十贯的收入，够不够开支呢？北宋初，大中祥符二年（1009），“京师粟斗钱三十”（李焘《长编》），即粟每斗30文。在宋朝，家族观念很强，往往一人当官，“举族依其而居”。一个大家庭往往几世同堂，一家三四十口很正常。

　　若一家按20口人算，会食米多少呢？据神宗元丰七年（1084），范纯仁奏：“保甲遇旬上，每人日支口食米三升，盐菜钱一十文”（脱脱等《宋史》）。每人每日食米三升，20口之家月食米1800升，合180斗，需要5贯400文钱。

　　每月酱菜柴盐钱的支出，约需6贯。以上两项支出合计，是11.4贯。此外，尚不包括官员的各种应酬、周济与日用钱的支出。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人口较多的官员家庭，入不敷出。人口较少的家族，如果没有别的收入，月俸十贯的官员，仅“食”一项，就成月光族了！

　　“（查道）从进士得官，为馆陶尉。廉介，与妻采野蔬杂米为薄粥以疗饥……道不胜贫，与妻谋，欲去官卖药”（李焘《长编》）。馆陶县的县尉，为生计所迫，与妻子商量，自己要辞职去卖药。

　　要辞职的，还有杨亿。这位“西昆体”代表诗人，著名文学家，七岁能文的神童，十一岁应召御前赋诗，惊才绝艳。咸平四年（1001），官任翰林学士，身为知制诰的杨亿，再乞解职表，不想干了。要知道，知制诰，本是“清要贵重”之职，替皇帝起草诏令，距宰相只有一步之遥。作为真宗皇帝的“私人秘书”，他再三打辞职报告，这是犯了什么病？

　　“盖念臣职虽词臣，身乃羁客，扶老携幼，去里离邦。良贱相从三十余口，衣食所给并出于臣。且无负郭之田园，固乏满堂之金玉，凡百经费，只仰俸缗。至若管库之微，亦有走卒以执御；幸从大夫之后，不可徒步而趋朝。又须分钱刀以僦奴，市刍粟而饲马。用度非一，悉数难周，并出本官俸钱二十五贯中，更无他给。……汉臣饿且欲死，难免侏儒之嗤”（杨亿《再乞解职表》）。

　　意思是说，我家没地没积蓄，一家三十多口，全靠我每月二十五贯工资。毕竟是朝官，还得撑门面，要雇帮工，给马买料等。日子过不下去了，臣不能被饿死，给朝廷丢脸。最后，杨亿请求把自己，调到物价低廉的江左典郡。“皇帝秘书”这差事儿，谁爱当谁当吧！

　　从一类选人县尉查道，到一类朝官知制诰杨亿，他们或以“野蔬杂米”充饥，或“饿且欲死”，可以看出，宋初广大官员的俸禄之低。

　　第二章年薪1300多万的包拯

　　杨亿“跑路”后，宋真宗开始实施，高薪留人这事，陆续给员工加薪。仁宗朝范仲淹也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王安石在变法时，也提倡“高薪养廉”。可以说，在北宋朝，增加官员俸禄，是朝堂上下一致的呼声。真宗朝、仁宗朝、神宗朝和徽宗朝，都对官员俸禄作了多次大的调整。

　　千秋一轮月，此恨古今同。和现在一样，官位越高，加得越多。综合《宋史·职官志》所载，如元丰改制之后，主要变化是：

　　一是增加了料钱（本俸），宰相每月至300贯。

　　二是增加月俸（职钱），每月至50贯。

　　三是给官员职田以补贴。职田的面积大小，依官职高低和所在州府军的大小、人口多寡而不同。

　　“诸路职官，各有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直至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脱脱等《宋史》）。每位地方官均可分到，7顷至40顷不等的职田，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宋廷改为统一支给稻麦，其标准是：知府1000石/年，转运使600石/年，钤辖500石/年，其余各官员每年450石至100石不等。

　　四是各种补贴。如府州军监长官的增给（添支钱），添支钱不仅有钱，还有实物。如三公三师知府州，其添支钱为钱60贯，米10石，面10石，羊10只，谦人30人，马7匹；又如“餐钱”（餐饮补贴）、“薪炭钱”（燃料补贴）、“刍粟”（养马补贴）、“慊人衣粮”（保姆补贴）等。

　　还有类似于“招待费”的公使钱，其主要用途是“使遇过客”（王明清《挥麈录》）。如节度使兼使相公使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公使钱”在使用手续上，有“长吏与通判署籍联署以给用”的规定，但也可以“例得私以自奉”（李焘《长编》）。《宋史》也讲到“旧制，刺史以上所赐公使钱，得私人”。

　　另外还有赏赐。宋朝三年一郊祀，每逢郊祀，都要赏赐文武百官。宰相所得赏赐之物，换算成现钱约为8000多贯，相当于75个宋朝百姓三年生活费。左右仆射所得赏赐约4000多贯，正八品官太常博士，所得赏赐只有50多贯，已少了许多，金字塔结构已很明显；除郊祀外，若遇皇帝登极、生辰、明堂大礼，也会对百官赏赐；还有各种名目的恩例，如生前有赆礼，死后有赙赠等等。

　　宋朝皇帝变着花样撒钱，赏赐之频繁、数额之巨大，俯拾即是。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宋恩赏之厚》中说：“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李沅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此以宰执大臣也。雷有终平蜀有功，既殁，宿负千万，官为偿之，此以功臣也。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给钱二百万，此以藩镇大臣也。”

　　遇到一次这样的赏赐，胜过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资，以致赵翼惊呼“宋制禄之厚！”

　　宋朝高官收入之厚，确实惊人。以包拯为例。宋仁宗嘉祐年间，包拯“打坐在开封府”时，头上戴有三顶帽子，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相当于首都市长）。

　　赵家三郎在《庙堂往事》一书里，替他算了一笔账：包拯的年收入是大米2180石、小麦180石、绫10匹、绢34匹、罗2匹、绵100两、木炭15枰（每枰15斤）、柴禾240捆、干草480捆。这些实物折算成钱，加上本俸，包拯的年收入约为21878贯，相当于今天的1300多万人民币！宋朝的高官，真是幸福得一塌糊涂！

　　第三章“贫止一马”的下级官吏

　　宋朝官员的高待遇，也只限于五品以上的官员。范仲淹做大理寺丞时，据他自己讲，一年的俸禄，相当于两千亩土地的收入。而他进士及第释褐，做选人广德司理参军三年，任满时，连回乡的盘缠都没有，“贫止一马”，不得不将作为交通工具的马卖掉，徒步回乡，前后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宋朝下级官员待遇低，史不绝书。

　　宋太宗时，“（江东蒋元振）清苦厉节，亲属多贫，不能赡养，闻岭南物贱，因求其官，寄家于潭州，尽留俸禄供给。元振啜菽饮水，缝纸为衣”（李焘《长编》）。这位极有节操的蒋县长，因家境贫寒，家累太重，就请求到物贱的岭南任职，微薄薪水全寄给潭州家人。自己吃豆子，喝凉水，拿纸做衣服，搞得跟野人似的，真是苦不堪言。

　　仁宗朝的洪渥，“以进士从乡举，有能赋名……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驰骋，又久不进，卒监黄州麻城之茶场以死。死不能归葬，亦不能还其孥”（《曾巩集》卷四八《洪渥传》）。死在任上的洪渥，不仅死不能归葬，妻子和儿女也无路费回乡。

　　理学先驱、思想家，“泰山学派”创始人，“宋初三先生”之一，著名学者石介，于庆历五年（1045），“先生既没，妻子冻馁不自胜”的困境，因得到其生前好友韩琦、富弼的资助，“分俸买田以活之”（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

　　张逸“知长水县，时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县，贫不自给，嗣宗假奉半年使办装”（脱脱《宋史》）张逸调任青神县，穷得没路费和行装，好友王嗣宗借给他半年俸禄。

　　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尝有一名公，初任县尉，有举人投书索米，戏为一诗答之曰：‘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这首诗，可谓是对当时低级官员，贫困生活的生动写照。

　　需要指出的是，“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且作足钱用”的官员，在宋朝并非少数。宋朝的文官分三大类：一是通直郎（正八品）以上的朝官，二是承务郎（从九品）以上的京官，三是作为幕职州县官的选人。三类官员的大致人数，以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为例，据李焘《长编》载：“京官自承务郎至朝议大夫凡二千八百余人，选人一万余人。”

　　从九品到正一品的官员不足3000人，可推出，从五品以上的官员应该不到1000人，占官员总数的7%左右。

　　北宋中后期，物价飞涨。熙宁八年（1075）九月，“八年九月十六日，进呈罢运米，令市易俵放文字。余曰：‘元初只见在京八十价籴了米，司农寺以一百价赊籴了米’”（李焘《长编》）。米价从宋初的每斗30文涨到80文到100文之间，增长数倍。

　　南宋官员结构和北宋一样。宁宗嘉泰元年（1201），宋廷有京朝官3133人，选人15204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由于百物腾贵，官员生活水准继续下降，俸禄过低的选人，更是首当其冲。

　　南宋人的墓志铭中，记录了不少选人生活凄惨的事实：

　　“择善以绍兴二年赐进士出身，授迪功郎，宣州宁国县主簿，丁母夫人张氏忧。忧除，调黄州录事参军。……家素贫，不殖赀产，屋庐庇风雨，藜羹粝饭，一饱之外，淡然自足。在黄州丧其配，贫窭不能归。……僦一弊舟，冒长江之险，载其柩以旋。次九江，舟败，几不免”（孙觌《鸿庆居士文集》卷三九《宋故教授卢公墓志铭》）。卢择善虽然长期为官，但生活清贫，甚至租破船运妻子灵柩归乡，几遭不测，九死一生。

　　“然公平生廉介自将，自老至少，出入三朝，而前后在官，不过八百六十余日，所居仅庇风雨，郭外无尺寸之田，经界法行，独以丘墓之寄，输帛数丈而已。其清苦贫约，盖有人所不堪者，而处之超然”（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六七《金华潘文公集序》）。

　　潘文公即潘良贵，是南宋颇有气节的一位士大夫，宰相蔡京父子屡欲与之结交，被其拒绝。他历官提点湖南路刑狱、秘书少监、中书舍人等。官职可谓不低，可生活依然如此清贫。病卒，无以为葬，高宗赐钱50万。

　　深居九重的宋高宗也承认：“自元丰增选人俸至十千二百，当时物价甚贱，今饮食衣帛之价，比宣和间犹不啻三倍，则选人何以自给？而责以廉节，难矣。”（熊克《中兴小纪》）。遂下诏给小官增俸，月赐“茶汤钱”10贯，即使如此，仍“常有不足之叹”。

　　第四章为何加薪止不住贪腐

　　官与吏通称官吏，但区别很大。官是今天的公务员，吏类似今天的“临时工”。

　　神宗朝以前，除事涉刑狱大事的司法吏人，稍有一点廪给外，其他人并无廪给可言。因无俸禄，他们每遇事，“且思如何可以取钱，又思如何可以欺罔官员，实无心推究人枉直”（李焘《长编》）。他们靠克扣、受贿、偷盗官物、勒索百姓为生。

　　熙宁三年（1070），宋廷鉴于“诸仓吏卒给军食，欺盗劫取十常三四”，侵克军粮的严重状况，宋神宗在王安石的建议下，决定搞廉政建设，本着“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的指导思想，给仓吏以厚禄，颁行“重禄法”，带起一波加薪高潮。一方面给没有俸禄的“临时工”，六贯到八贯的月俸，同时，又立法对贪赃不法行为施以重罚。

　　“给禄之后，如再侵克受贿，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李焘《长编》）。一面高薪，一面重法，双管齐下。

　　“重禄法”刚实施时，吏畏重法，且有厚禄，贪赃恶迹稍有收敛。王安石曾向神宗表白：“吏胥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脱脱等《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

　　此后，在王安石的提议下，“重禄法”逐步推广到各类吏员，提高了县令、录事参军等低级官员的俸禄，由每月钱十贯、米麦两石提高到钱十五贯、米麦四石。另外，对于老龄大者，政府也安排了，只拿钱不用干活的虚职，国家为其老养。“广置宫观，使食其俸给而不害事”（李焘《长编》）。钱拿好，您老找棵树凉快去吧！

　　王安石对“重禄法”实施效果甚是满意，不禁感叹，现在好了，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都拿到了薪水的大宋朝官吏，是否都感受到朝廷春天般的温暖了呢？

　　王安石过分乐观了。尽管朝廷对官吏贪污屡申禁令，但时间一长，贪者自贪，有些官吏对“厚禄”还是不满足，继续对弱势群体横取豪夺。正如王安石自己所说，“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虽说此时的俸禄及各项补贴，“视元丰禄制，更倍增矣”，贪腐还是层出不穷。

　　高薪很难养廉。原因何在？笔者认为：

　　一是，君子非不欲廉，廉而不能止贪；小人非不知法，法而不能禁欲。高薪只是底线，管住人性才是核心。官吏的贪与廉，与物质条件关系不大，主要由其品格与价值观所决定。如果单从物质上看，就不会出现，贪污几十亿的大贪官了。

　　二是，宋朝高俸之所以未能养廉，还因为缺少好的防贪管理制度。1、监察体系失灵：台谏官年薪300贯，却要监督宰相3000贯；2、补贴陷阱：公使钱“例得私用”成小金库，如现代“油卡变现”屡禁不止；3、职田收入不纳入审计；4、分配公平才是关键，而宋朝官场收入差达千倍。

　　终章·史观

　　千年镜鉴

　　回望大宋三百年，公务员的薪资图谱，恰似一面魔镜：

　　有人“年薪千万”成千古清官，有人“吃糠咽菜”被骂“穷酸”，更有无数小吏，在制度缝隙中“背锅沉沦”，类似于现在的“临时工”......

　　这场“高薪养廉”的千年实验，终是败给了“人性贪欲”与“制度漏洞”的合谋。而陆游与包拯的对比刺痛我们：体制内的公平，从不是简单的“涨工资”就能实现。

　　历史从未远去，时代的沙漏翻转，但普通人的生存博弈，永远在穿越时空重演。（留言区等你：若穿越回宋朝，你敢挑战考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