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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同行黄强先生到我陋室来，带着他的新作《文人置业那些事》。我很为这位老兄的勤奋吃惊，又出新书？我在几个月才拜读过他的《走进佛门》。读后发现，此书是陶渊明、王维、杜甫、白居易、王安石、李渔、袁枚、吴敬梓、曹雪芹、魏源这些古代文人的“买房记”，或说“盖房记”，还是颇有意思的。
借用黄兄书中的一些内容，我也来凑个热闹，特别聊聊陶渊明、杜甫二人的“置业”故事。为什么要写他们两个？因为他们的“置业”行为，被大家误读了千年，我想给大家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一、陶渊明是不肯同流合污，想超凡脱俗，才去“世外桃源”的？否，应该是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只好去山脚下住；
二、杜甫草堂真是破草房子？否，应该是郊外豪宅。
先说陶渊明。
陶渊明（365年—427年），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年轻时一度出仕，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小官。正史家认为。41岁时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印去职。自此他隐居于庐山脚下，躬耕田园，饮酒赋诗，终老一生。因此，陶渊明一直被后人视为超凡脱俗的代表。
从这段生平上看，陶渊明的人生和仕途是相当失败的。陶渊明本来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前程，他29岁时便出仕了，但没有干几天，便“不堪官吏职”回家了，他觉得当“公务员”劳心又劳神，还不如回家种地晒太阳。这说明说什么？说明陶这个人很没有进取心，人生观消极。
此后,陶渊明还几次出仕的经历和机会，但他终究没有当上大官，最有实权的职位是最后的彭泽（今江西彭泽）令。在这个位置上，本应该是继续进升的级好台阶，可陶渊明却没有抓住，反而离职了。在萧统主编的《陶渊明传》中有这样的文字——
“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指解官）去职，赋《归去来》。”
陶渊明是有才的，他前后在官场上混了13年，最后落下了辞职回家的结局，令人摇头。为何仕途难有起色？表面上是清高，实质是混不下去，无法适应变化。做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应有起码的文明和礼貌，本来就应穿戴整齐去见上司嘛，还用人家提醒？可见他平时太随便了。别人好心提醒，他又觉得不好。从这事上可以看出，陶渊明性格上有较大的缺陷、心理上有较明显的障碍。连个仪表仪容都不注意，这样的人肯定当不好官，选择离开是这种性格的人的最佳选择——陶渊明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大凡文人都死要面子活受罪，即便失败了也要找个漂亮的理由，陶渊明正是这样。他离开时还吹是不想犯贱，不想同流合污，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至今被许多混不去的男人挂在嘴上。
说上面这些，是为了下面的分析：陶渊明去“世外桃源”的真正原因。
从史料上看，陶渊明系出名门，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开国重臣，官至大司马，被封“长沙郡公”，属于东晋的中央高层；而陶渊明的祖父则做过太守。依这种家族背景，陶渊明是可以划归东晋“太子党”一类的。到陶渊明时，家道虽然中落，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陶家仍然有房有田。但是，陶渊明不会当官，也不会理财，辞职回家后没有了“五斗米”，一大家子都要吃喝，开支很大，生活上便逐渐困难起来。面对这种家境，死要面子的陶渊明，与在官场时一样，选择了逃避现实的办法，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祖辈置下的“富人区”，到没有熟人的看见的地方,过起了简单的日子，即所谓“归隐”——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隐”后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陶渊明的心态还算放松，多少找到了一种安慰，写诗也有了感觉。倒霉的是，现实中的“世外桃源”并不美好，一点也没有诗中写的那么怡然自得和浪漫，在归隐后的第三年，即公元408年，一把大火将其房子烧毁了。此时的陶渊明十分可怜，连个睡觉的地方没有，一家人只能寄住在一条破船上，度过初秋。试想，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还能有经济实力到“城里”买“商品房”？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又将家搬迁至“世外桃源”中的另一地方——南村。
至此，陶渊明真的与世隔绝，精神上也生活在“世外桃源”中了，借酒抒情，寄托信念——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实际上，陶渊明最后选择从官场辞职、不为“为五斗米折腰”，忆注定他只能去“没人的地方”。试想，在现代的今天，“40后”想再当“公务员”都十分困难，何况在古代？所谓的“清风亮洁”实是后人的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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