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特色

我要发布     发布日期:2021-06-23 11:50:32  来源:善本古籍  作者:张美莺
核心提示:数量众多的典籍是我国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典籍的保存和流传,正是依靠藏书活动的持之以恒。从殷商时代藏甲骨的‘龟室”算起,历经3000多年的积累发展,中国古代的藏书事业逐渐形成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四大体系。

  数量众多的典籍是我国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典籍的保存和流传,正是依靠藏书活动的持之以恒。从殷商时代藏甲骨的‘龟室”算起,历经3000多年的积累发展,中国古代的藏书事业逐渐形成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四大体系。而寺观藏书所涉及的佛、道两界,由于其宗教地位的特殊性,其藏书也自有特色。本文就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谈其藏书特色。


  中国古代寺院藏书,是随佛教的传人与寺庙的建立而出现的。由于佛教经书是佛教僧侣及其信徒宗教信仰的具体表现物质之一,经书的出现是势之必然。随着佛教的传播和信徒的增加,经书的需求数量随之增长,而寺院又是僧人生活、修行和活动的集中场所,佛教文献的积累使得寺院藏书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寺院藏书,即把公共的书籍统一庋藏于寺院中的藏经之所,多为藏经阁或藏经楼,大多为两层建筑,下层不藏经,通常供佛;二楼为藏经之所。中国佛教寺院藏书,在藏书趋势、藏书内容、藏书形态、藏书地点等方面,自有一番特色。



  一、藏书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与佛教发展趋势相符,始于汉代,盛于梁,极于唐,之后藏书规模锐减,宋元明清各时期平稳发展。


  由于佛教是外来宗教,佛经汉译亦为必然。佛教初人中国时,“许多印度及西域佛教学者和僧人相继来到中国,以洛阳为中心,从事佛教传播与佛经翻译工作,译出了大量佛教典籍。”((中国藏书楼))寺院藏书开始出现。但此时除寺院外,官府和民间也都有佛书收藏。


  从晋代开始,佛教典籍的收藏渐渐集中到寺院,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出现崇佛狂潮,此时寺院藏书已经十分普遍,出现许多不同类型和形式的大藏。由于史书缺载,文献无征,具体藏书情况多语焉不详,但从一些高僧的活动可以推断该寺所藏佛经和其他书籍的情况。如《高僧传)梁僧佑本传记载,僧佑曾在定林寺‘馇立经藏,搜校卷轴”,编制目录,最后圆寂于建初寺,根据其人的佛教活动可推出建初寺很可能也有经藏。南北六朝寺庙涌现,佛典猛增,出现几十部佛经且录,其中道安所编的(综理众经目录),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以记录、整理佛典为己任的佛典目录。


  隋唐是我国佛教发展最繁荣时期,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撰著的大量出现,中唐之后雕版印刷术走向应用,经本数量增加,写经活动持久不衰,寺院藏书品种、数量剧增,质量有保证,出现经书入藏标准的(开元释教录),标志着佛教大藏经本体系的成熟,寺院藏书达到极盛。



  隋朝的京师大兴善寺藏书,据(大隋众经目录)记载,收录众经2257部,5310卷,还不包括未译梵本。


  唐代的西明寺,高僧道宣编过目录(西明寺录),惜已失佚。但根据以此书为蓝本而编的(大唐内典录)卷8(历代众经见入藏录),收录大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共800部,3361卷,这些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僧人的撰著。白居易所建的龙门香山寺的藏书,凡5270~,分作六藏保管在藏经堂,日问‘信闭有时,出纳有籍”。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指出,“隋唐藏经之所,想遍天下”。这种繁茂的势头与此时佛教开宗立派的创造性生命力相呼应,出现寺院藏书的极点。


  宋时佛教已经完成了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过程,进入一种平静发展时期。宋代的译经事业,注重梵本佛经的收集,讲究译经的仪式,同时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出现不少雕版印刷的经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造藏工作,先后修造了好几部金、银字大藏。如北宋初年《开宝藏),6620卷,分作653帙,它虽是官版,但目的是供印经颁赐之用。


  宋代寺院出面募捐雕梓,自主刊刻了多部大藏经,进一步丰富了寺院藏书。面对卷帙浩繁的佛典,出现读藏目录,对大藏所有经且、内容进行介绍推荐。


  明时佛教寺院藏书,与前代相比变化不大,较为典型的是官刻过七部汉文大藏经,用以颁赐天下各大寺庙。


  清代继承了尊崇、保护佛教的政策,刊刻了多部藏文大藏经,也热衷于赐经。由于宋元明清时佛教的发展与魏晋隋唐时相比呈衰落趋势,寺院藏书不如以前生气,只是历史的积累,使其藏书不至于太呈劣势。


  二、藏书品种丰富多彩


  佛教图书,除大藏外,还有单本译经、中国僧人撰著、疑伪经、宣传佛教的文书字画、佛像、法器等。另有一小部分非佛教图书,如常见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医书、志书、阴阳、法书、蒙学著作、僧人自著的诗文等。鉴于佛教的外来性质,数量不一的梵文存在,也是其藏书特色之一。(洛阳伽蓝记)记永宁寺日:“外国所献经像,皆在此寺。”佛教藏书还有一种特殊的形态,即石经。石经载体稳定,有益保护佛典。同时由于其宗教性质,寺院藏书与统治者关系密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两次灭佛,废寺焚经,写本被毁不计其数。武宗会昌五年毁教运动,寺院破坏严重。为了保护佛典,佛教徒在深山洞窟凿刻石经,如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河北武安北响堂的(维摩诘经),隋代的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有1.5万余石,近干部佛经。另一种是把典籍藏于佛阁密室之中,如著名的敦煌石室藏书。



  三、官民共同参与


  就其他三大藏书体系的主体来说,官府藏书主体是官府,私家藏书主体是私人藏书家,书院藏书主体为官府、士人。而寺院藏书,则是历朝历代僧俗官民共同参与,藏书来源多为僧人信徒抄写佛经,僧人个人撰著,官府颁赐,其中赐藏是寺院藏书的重要来源渠道。此外,寺院也积极刻印和购置经书。僧侣为了表达宗教信仰,官民为了功德心理,共同参与到造经、藏经的活动中,写经造藏是中国佛教僧侣信众宗教生活的一件大事,这是寺院藏书不同于其他藏书的显著特点。


  四、独特的藏书地理位置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佛教藏书的地理位置。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绝大多数名山都有寺院。山清水秀的名胜之处,远离尘世,幽雅静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易受外界政治、人事及王朝更替等干扰,在保存文化典籍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传世久远,是颇为理想的藏书之所。


  清代周永年在提倡(儒藏说)时极力推崇佛教僧侣藏经、护经的精神。建议做‘懦藏之举”,或放之山林,以防水火,或派人管理,以保永久。说明寺院藏书方法,是有效可资借鉴的。唐代白居易分藏自己文集于圣善寺、东林寺、南禅院,北宋李公择藏书佛寺,南宋洪咨夔藏书于西天目宝福院闻复阁,明刘怀远、谢兆申藏书于寺,清代阮元和灵隐、焦山两大书藏的创立者,正式建立文人专门藏书,制定具体的条例,希望“山寿书也寿”。


  此外,寺院藏书还具有一定的公益性,既可藏书又可随僧斋餐,寺院常常是一些贫寒好学之士的读书之所。如刘勰早孤,依僧佑居十余年,遂博通经论。这无形扩大了书藏的社会职能。历史上也有许多文人在山中寺院静心读书,藏书的利用价值得到提高。而且很多高僧文学或书画或其他学科都有所造诣,与这些得道僧人谈经论道,切磋学问,是古代雅士的一大逸事。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是在一定的背景条件下积累而成,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它是古代藏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存中国文化古籍作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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