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的千年传承——中华传统之底色

我要发布     发布日期:2021-09-10 11:11:14  来源:网络
核心提示:中国几千年的乡土生活、农业生产,孕育了悠久而厚重的古代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色,积淀了宝贵的农学思想,传承了中华上下五千年厚重的文化底蕴,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世界农业文化史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之大事在于农,农是中华文明的立根之基。中国几千年的乡土生活、农业生产,孕育了悠久而厚重的古代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色,积淀了宝贵的农学思想,传承了中华上下五千年厚重的文化底蕴,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世界农业文化史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农耕文化的千年传承


  关于农业的起源,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种种传说,有的说农业起源于神农氏,也有的认为是烈山氏或炎帝之子发明了农业,以及周人先祖开创了农业;其中司马迁曾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篇写到“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认为农业起源于黄帝。


  不过在当代考古学家的研究中表明,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类型,一种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类型。农耕文化的技术的发展受环境区域的影响极为明显。社会生产关系因素,气候、水源、土地、土壤、植被以及人口等环境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耕技术的发展。



  农业的起源必定伴随着栽培植物的诞生。因而,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人民,发明了粟、黍等旱地农作物;而居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南方人民,则发明了水稻农业。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在我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大农耕文化,即以华中华南地区为主的水稻农业;以华北、东北、西北东部地区为主的旱地粟作物农业;而在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一带地区则形成了以狩猎、畜牧兼营的农业特色。


  夏商周时期,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文化的出现,直接推动我国原始农耕文化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青铜、制陶技术的相继诞生,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也更为广泛地遗存了中国原始的农耕文化。其中,兴隆沟聚落遗址中就发现了三期文化遗存,分别为兴隆洼文化中期、红山文化晚期,以及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遗址中炭化的粟粒、黍粒等中国北方最早的旱作谷物,以及南方地区原始栽培的稻作谷物,数不胜数。


  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社会利益的驱动下,除了商业手段,武力掠夺成为了财富积累和占有的主要手段。规模巨大的战争绵延不断,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经济、农业等方面的互通,农业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新的布局和改组。


  农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农具从木头、石头发展为了铁器、金属制品,原始的刀耕火种变成了铁犁牛耕。战争的推动下,各种农耕器具不断诞生,农业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随着水利设施的出现,农业产量大幅提升。


  到了秦汉时期,农耕经济作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农业的发展也更为专业,官府的有效组织,有纪律的管理开发,是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进入了繁荣时期。“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牛马街尾,群羊塞道”的兴盛景象,为今后中国2000多年的农业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之间的对立与融合


  游牧部落出现于原始农业发展较晚的阶段,逐渐形成了游牧民族。主要分为东胡、匈奴、突厥三大系统,位于中国北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在此活动较多。游牧民族作为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民族,世代“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有着重要的文化地位。


  在社会经济的不断推动下,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间,形成了在经济上彼此依赖的关系。农耕民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是游牧民族所需要的,同样游牧民族的牲畜和畜牧产品是农耕民族所希望获得的。


  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耕读文化


  农耕文化自古以来都在中华文明上都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周书》上有言“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可见,中华民族在伏羲时代,就有了在自然和天地文物之间学习农业的耕种意识,随着农业文明的不断发展,耕读文化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得以建立,形成了以“耕”为手段,“读”为价值核心,为生存而耕,为济世而读的微观教育形态。


  耕读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兴起,管仲将人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孔子又在此基础上进行强化,认为“耕”是农者的事情,而“读”是君子的追求,二者不可兼顾。孟子也进一步弘扬了孔子的思想,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在春秋时期耕读的观念是相对立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念就是在此时形成的。


  唐宋以前,中国依旧存在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固定的职业和等级画风,士、农之间很难互相融通,但也存在部分半耕半读的人群,他们主要集中于少数的隐士和学生身上。其中较为熟知的有“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等等。


  朱熹曾言“予闻古之所谓学者非他,耕且养而已矣。”,读为主耕为辅,是这一时期耕读文化的主要特点。随着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实施,以及唐代中后期门阀士族的土崩瓦解,士、农的相互融通成为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平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半为儒者半为农”,而落榜子弟依旧可以回到乡村过着半读半耕的乡居生活。“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逐渐成为了中国乡土文化的一大特色。



  到了宋代时期,耕读文化逐渐走向成熟。耕是生存之本,读是精神之需,两者相辅相成,呈现出全民化的趋势。士大夫阶层也不再以耕作为耻,农民阶层也不再以读书为无用,“世多多才翁,谁识识字农”,士大夫读书之余会去耕作,而农民阶层耕作之余教导子弟读书,耕读文化作为明人伦,正家风的社会风气,受世人所追捧。苏轼就曾自称为识字的耕田夫,陆游的诗中也有言“颓然静对北窗灯,识字农夫有发僧”。


  耕读文化在村社广泛传播开来,宗法氏族又以派别形式,形成了亦耕亦读的文化模式。传统的耕读文化兴盛于唐宋科举制度的建立,而宋代之后,世家大族的建立,为耕读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而古代的乡绅,他们可能是隐居乡村的名士大儒,也可能是科举落榜的士子,或有文化的中小地主。乡绅作为一个似官非官,似民非民的典型代表,不仅是知识文化的先进分子,也是道德文化的楷模,更是耕读文化的躬行者、引领者和推动者。


  虽然耕读文化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宗法氏族的没落、乡绅阶层的消亡,出现了颠覆式的社会变化。但是作为一个以农立国,以礼治国的民族,耕读文化以其丰富的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根植于百姓生活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特色。在新与旧的碰撞之中,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耕读文化与时代精神、地方特色的融合,更是保护、传承、重塑新时代耕读文化的核心要素。


  农耕是衣食之源,文明之根。中国的农耕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无穷魅力与风采。农业的发展、开拓、繁荣,是中国开创性的文化之源,继承和弘扬传统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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