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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释迦牟尼灭寂之后，信徒曾收其舍利置于佛塔中供养，佛塔遂成为早期佛教寺院的主体建筑。至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取其舍利，于赡部洲广兴灵塔八万四千，周遍供养”，由此，伴随着佛教建筑的推广，佛教也在古印度获得第一次大发展。佛塔早期型制多为覆钵型，顶设平头与塔刹，现存遗迹见于巴尔胡特、桑奇、塔克西拉等地，其中桑奇地区保存相对较好。至贵霜时代，希腊、罗马艺术与印度本土艺术相结合，在西北印度开出犍陀罗之花，塔克西拉的达摩拉吉卡即有典型的犍陀罗寺院遗址，其建筑格局以覆钵型佛塔为中心，周边设置禅房及其他生活建筑。
中国的两汉之际，随着佛法东渐，印度佛教也开始传入汉地。2008年，在湖北省襄樊市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一件陶制佛塔，其主体为四方院落中的两层楼阁，楼顶立柱形塔刹，上累七层相轮，说明至迟于东汉时期佛塔已传入汉地。据《魏书·释老志》记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汉明帝所建洛阳白马寺，相传为汉地第一所寺院，由以上记述推测，该寺为四方式布局，且寺中建有佛塔。至北魏时期，佛教与王权结合而获得巨大发展，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和洛阳均建有大量佛寺，东魏学者杨衒之记述了洛阳佛寺昔日盛况：“於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摸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北魏洛阳城内曾有佛寺1367座，可谓盛况空前。当时城中规模最大的寺院为永宁寺，其中建有高逾百丈的九级木塔，此塔在建成18年后的永熙三年(534)毁于一场大火。通过现代考古发掘，确认这座佛寺院落大体呈方形，整体以佛塔为中心布局，在佛塔以北的中轴线上还建有佛殿。这种以佛塔为中心的塔殿模式一直占据早期佛寺布局的主流。由塔克西拉达摩拉吉卡寺院的不规则布局到北魏永宁寺的沿中轴线对称布局，正说明了佛教建筑在流布汉地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汉文化传统的审美情趣而做出调整的事实。这种调整更明显地体现在作为寺院核心建筑的佛塔上。如果说前述襄樊出土的陶制佛塔尚带有中国本土神仙思想的印记，那么至北朝时典型的汉式佛塔已然形成。在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中保存有大量的佛塔图像，如第39窟的中心柱整体凿成四面汉式佛塔样式，这种楼阁式佛塔的形成正是印度的佛教建筑在汉文化传统中不断自我调整的结果。
南北朝至初唐，佛寺基本沿用北魏以来前塔后殿的简单组合。但以佛殿为主、多院落的型制也开始出现，如建于贞观二十二年(648)的大慈恩寺等。此后，佛教分宗立派之势渐盛，在律宗高僧道宣、三藏法师玄奘等人的推动下，以佛殿为主，多重院落的佛寺格局逐渐盛行。在这一过程中，佛塔的地位开始下降，多建于别院或者寺院中轴线以外的地方。而一些附属建筑，如经藏与钟楼等，开始对称地设置于佛殿两侧。这种变化表明，寺院格局中来自印度早期寺院的影响渐趋消弭，而汉化佛教指导下的寺院建设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按道宣《戒坛图经》所述，寺院较为普遍的形式是前殿后堂，围以廊院，廊院正面是山门，四隅有角楼。又以廊院为中心，两侧布置小院。
唐代中后期禅宗兴盛，并取得统治地位。元和九年(814)，怀海禅师创立百丈丛林清规，置十方寮舍，形成了禅堂、客堂、库房、厨房、衣钵寮、纪纲寮、山寮、收供寮、香灯寮、侍者寮、耆旧堂、旦过堂等建筑布局。在这种布局中，佛塔的地位已进一步降低，不仅如此，寺中甚至不立佛殿，不设佛像。怀海禅师创立的寺院制度，是在佛教原始律仪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形态。这种新形态亦是晚唐文化的反映，因此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社会与世俗社会共同认可的规范。至宋代，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并反映在禅宗寺院建筑的形态上。在北宋修订的“禅苑清规”中，设有专务佛殿事宜的“知殿”一职，说明佛殿再次成为寺院中常设建筑。至宋代末期，佛殿又成为禅宗寺院的中心。纵观唐宋时代，佛教思想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嬗变是佛寺建筑变革的重要动因。
明代以后，汉地寺院在建筑风格上继承唐宋遗韵，而在布局上更加讲究中轴对称原则，例如由宋元时“左钟楼右经藏”的布局形式，此时逐渐变为钟楼、鼓楼左右对称出现。这种排列有序的院落群可引导信徒有秩序地观赏全部寺院。清代多见寺院将藏经楼置于轴线上，或是说明对经典崇奉的新趋向。此时中国佛教寺院已有基本定式，佛寺格局也趋于一致，中轴线上建筑大多为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等，山门两侧为钟鼓楼，左右配殿有伽蓝殿、祖师殿、斋堂、禅堂等。中轴线的前端多出现放生池，或是一些进一步世俗化的表现。
纵观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历史变革，其轨迹皆遵循中国历代社会文化、佛教思想变迁之轴线，并不断调整、演化以适应时代要求，这也应是当代发展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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