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信寺——太谷繁荣过往的见证者

我要发布     发布日期:2024-01-16 11:43:28  来源:泉澄斋访古
核心提示:太谷,因商时为箕子之国,春秋时为晋大夫阳处父的食邑,故称为“阳邑”;汉代设置阳邑县,驻地为今阳邑乡所在地。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城址向西迁10公里至白塔村,即今太谷区驻地;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为“太谷”,名称沿用至今。

  太谷,因商时为箕子之国,春秋时为晋大夫阳处父的食邑,故称为“阳邑”;汉代设置阳邑县,驻地为今阳邑乡所在地。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城址向西迁10公里至白塔村,即今太谷区驻地;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为“太谷”,名称沿用至今。


  净信寺则位于太谷区阳邑乡阳邑村,即故时封地“阳邑”所在地。净信寺坐北朝南,现存二进院,现规模形成于明正德年间,戏台重修于清道光年间。


  由南到北,山门之外为照壁,第一进院北侧正殿为三佛殿,悬山顶,面阔三间,存有释迦牟尼、药师佛、阿弥陀佛等神像。正殿两侧分立有天王殿各三间,向南,东西两侧分立有钟、鼓二楼;钟楼上悬挂匾额,上书“鹭栖”;鼓楼上匾额上书“发鲸”。钟鼓楼南侧,分别是奶奶殿和灰泉殿。南侧正中设置有戏台一座,戏台两侧开门。


  三佛殿东西两侧设置有腋门,即可进入第二进院,二进院正北为悬山顶五开间大雄宝殿,关帝殿、公所分设于东西两侧,东西配殿各五间,内设隔断,分为三殿,东配殿由北向南分别为普贤殿、观音殿、狐突殿;西配殿由北至南分别为文殊殿、地藏殿、土地殿。各殿内均存有彩塑,彩塑质量参差不齐。东西配殿之南,各设有三间碑廊,碑廊内存在各代碑刻32通。其中有2通“唐碑”,以及若干清代民国捐资碑刻。


  2006年5月,净信寺入选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后国家对寺内各处建筑及彩塑进行了修缮。


  净信寺内存有32通,两通砂石质地的早期碑刻,碑面剥蚀严重,上刻有宋体“唐碑”二字,其中东侧碑廊中“唐碑”提到了“武骑尉”等唐代官职、古地名“昌阳县”等;对侧“唐碑”点出了“阳邑”名称来源,同时提到“我唐”、“我皇齐”等字样,但未找到明确的纪年,因此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其年代。


  从其他明清碑刻中,可以基本理清净信寺的修建历史,根据天启二年(1623年)的《补修阳邑镇净信寺碑记》可知,净信寺“创自唐开元,重修于金大定”,明正德年间“以正殿作南殿,后补大殿、东西廊各五间,灰泉庙一间,乐亭一座。”该文字内容则表明在明正德年间这次大修中,净信寺形成了现存的基本格局。


  同时,大雄之殿琉璃脊刹背后有“正德十七年(1521年)”、二进院东配殿琉璃脊刹背后“正德十三年(1518年)”的题记也是对其“以正殿作南殿,后补大殿、东西廊各五间”的又一印证。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止于外两廊旧址,建钟鼓楼各一座”;万历丙辰年开始(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将灰泉庙并乐亭悉毁之,于山门内东西创建殿宇各三楹。”从而形成了一进院内现有之规模。



  净信寺琉璃题记(共有三处,正殿由于背后环境较差,未采集图片)


  在此之后,天启三年(1623年)砖砌天王殿;崇祯二年(1630年)绘制正殿冥阳水陆壁画;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重建舞楼、门外照壁;雍正十三年(1714年)翻新正殿;乾隆元年(1736年)金装神像;道光六年(1826年)对庙宇整体进行了补修、并整修了戏台。


  自此,历史上对净信寺的维护工作基本结束。


  太谷,因明清时期经济繁盛、晋商“纵横欧亚、沟通南北”而闻名,甚至在民国,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在文章中将称太谷县城称为“中国过去的华尔街”,其商业繁荣可见一斑。


  在净信寺碑廊内,存在有诸多修建庙宇捐资的名单,从清康熙年间的碑刻中,开始零星出现商人捐款的印记,至清乾隆年间人数进一步增加,到道光六年时,商人捐款竟达半数以上,足见商人经济实力雄厚,当地行商巨贾数量之巨,同时侧面也印证了太谷城市经济发展与商业繁荣。



  在净信寺维修过程中,不仅使用了本地商人的资金,还向太谷以外、太谷人经商较多的地区进行募资活动。通过相关史料及论文的研究可以以看出,清乾隆年间太谷商人在沈阳城聚集,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人群体,是清乾隆年间庙宇修建主要的外域募资场所。到清道光前后,太谷商人在经济上的影响力达到了顶点,根据清道光六年(1826年)重建碑刻可以看出,为净信寺重修而捐银涉及到了北京、天津、河北、内蒙、陕西、河南、辽宁、吉林、甘肃、宁夏、江西等外省,涉及范围之广,捐款数量之大,都是对太谷商人活跃范围、资产实力、桑梓情结的有力证明。


  因此,在太谷商人财力的加持之下,净信寺能留存下结构精巧、装饰繁复的戏台,数量众多的彩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太谷商人通过长时间、大范围的商贸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为自身发展金融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志成信是太谷第一家票号,随其发展,志成信在全国众多城市设立有分号,成为太谷金融业发展的代表,除此之外,太谷还有当行、钱庄等诸多金融产业,俨然成为“山西金融之中心”。


  奈何好景不长,随着清末外国资本涌入,外国银行在华开展业务,加之国内时局动荡,太谷票号在清末民初逐渐衰败,曾经繁荣景象一去不再。这从民国时期净信寺维修数量减少、维修规模缩小、商人参加骤减等信息中也可以窥探一二。



  叙完经济,回眸一望,就又会注意到那座如双翅扑展,振翅欲飞的戏楼。这座戏台修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根据碑刻《诰授中宪大夫侯铨同知加二级大径杜公独修戏楼碑记》记载可知,村内当时意欲重修戏台,但是资金不足,此时杜大径率领其子、侄慷慨出资,倾囊相助,并带动乡人“踊跃乐从”,花费巨资将戏台整修一新,最后自己也“因善降福”。


  其实,这只是一个缩影,在山西无数庙宇背后,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从一个方面来看,这是当地乡民故土情结的一种生动体现,是衣锦还乡、小有成绩后的回馈乡里。这也同另外一通碑刻的“阳邑自昔称仁义乡,风俗谨朴,人情敦厚,为太谷四镇之一”形成了一定的呼应,在晋商核心区域,在印象中应当是秉持着“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应当是“仁义”的代代传承,在太谷当地的一些现代企业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时代新晋商的新风貌,这是古老晋商精神的时代体现。


  奈何,其中的不足也需要承认,可以感受到一些乡民对外地人的偏见与宰割心理,再回望过去晋商诚信重义的精神风貌,心中难免会些落差。诚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某些消极因素的产生,也有其存在的原因和道理,终究会化作历史的一笔,随风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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