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信寺——太谷繁荣过往的见证者

　　太谷，因商时为箕子之国，春秋时为晋大夫阳处父的食邑，故称为“阳邑”；汉代设置阳邑县，驻地为今阳邑乡所在地。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城址向西迁10公里至白塔村，即今太谷区驻地；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为“太谷”，名称沿用至今。

　　净信寺则位于太谷区阳邑乡阳邑村，即故时封地“阳邑”所在地。净信寺坐北朝南，现存二进院，现规模形成于明正德年间，戏台重修于清道光年间。

　　由南到北，山门之外为照壁，第一进院北侧正殿为三佛殿，悬山顶，面阔三间，存有释迦牟尼、药师佛、阿弥陀佛等神像。正殿两侧分立有天王殿各三间，向南，东西两侧分立有钟、鼓二楼；钟楼上悬挂匾额，上书“鹭栖”；鼓楼上匾额上书“发鲸”。钟鼓楼南侧，分别是奶奶殿和灰泉殿。南侧正中设置有戏台一座，戏台两侧开门。

　　三佛殿东西两侧设置有腋门，即可进入第二进院，二进院正北为悬山顶五开间大雄宝殿，关帝殿、公所分设于东西两侧，东西配殿各五间，内设隔断，分为三殿，东配殿由北向南分别为普贤殿、观音殿、狐突殿；西配殿由北至南分别为文殊殿、地藏殿、土地殿。各殿内均存有彩塑，彩塑质量参差不齐。东西配殿之南，各设有三间碑廊，碑廊内存在各代碑刻32通。其中有2通“唐碑”，以及若干清代民国捐资碑刻。

　　2006年5月，净信寺入选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后国家对寺内各处建筑及彩塑进行了修缮。

　　净信寺内存有32通，两通砂石质地的早期碑刻，碑面剥蚀严重，上刻有宋体“唐碑”二字，其中东侧碑廊中“唐碑”提到了“武骑尉”等唐代官职、古地名“昌阳县”等；对侧“唐碑”点出了“阳邑”名称来源，同时提到“我唐”、“我皇齐”等字样，但未找到明确的纪年，因此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其年代。

　　从其他明清碑刻中，可以基本理清净信寺的修建历史，根据天启二年（1623年）的《补修阳邑镇净信寺碑记》可知，净信寺“创自唐开元，重修于金大定”，明正德年间“以正殿作南殿，后补大殿、东西廊各五间，灰泉庙一间，乐亭一座。”该文字内容则表明在明正德年间这次大修中，净信寺形成了现存的基本格局。

　　同时，大雄之殿琉璃脊刹背后有“正德十七年（1521年）”、二进院东配殿琉璃脊刹背后“正德十三年（1518年）”的题记也是对其“以正殿作南殿，后补大殿、东西廊各五间”的又一印证。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止于外两廊旧址，建钟鼓楼各一座”；万历丙辰年开始（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将灰泉庙并乐亭悉毁之，于山门内东西创建殿宇各三楹。”从而形成了一进院内现有之规模。

　　净信寺琉璃题记（共有三处，正殿由于背后环境较差，未采集图片）

　　在此之后，天启三年（1623年）砖砌天王殿；崇祯二年（1630年）绘制正殿冥阳水陆壁画；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重建舞楼、门外照壁；雍正十三年（1714年）翻新正殿；乾隆元年（1736年）金装神像；道光六年（1826年）对庙宇整体进行了补修、并整修了戏台。

　　自此，历史上对净信寺的维护工作基本结束。

　　太谷，因明清时期经济繁盛、晋商“纵横欧亚、沟通南北”而闻名，甚至在民国，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在文章中将称太谷县城称为“中国过去的华尔街”，其商业繁荣可见一斑。

　　在净信寺碑廊内，存在有诸多修建庙宇捐资的名单，从清康熙年间的碑刻中，开始零星出现商人捐款的印记，至清乾隆年间人数进一步增加，到道光六年时，商人捐款竟达半数以上，足见商人经济实力雄厚，当地行商巨贾数量之巨，同时侧面也印证了太谷城市经济发展与商业繁荣。

　　在净信寺维修过程中，不仅使用了本地商人的资金，还向太谷以外、太谷人经商较多的地区进行募资活动。通过相关史料及论文的研究可以以看出，清乾隆年间太谷商人在沈阳城聚集，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人群体，是清乾隆年间庙宇修建主要的外域募资场所。到清道光前后，太谷商人在经济上的影响力达到了顶点，根据清道光六年（1826年）重建碑刻可以看出，为净信寺重修而捐银涉及到了北京、天津、河北、内蒙、陕西、河南、辽宁、吉林、甘肃、宁夏、江西等外省，涉及范围之广，捐款数量之大，都是对太谷商人活跃范围、资产实力、桑梓情结的有力证明。

　　因此，在太谷商人财力的加持之下，净信寺能留存下结构精巧、装饰繁复的戏台，数量众多的彩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太谷商人通过长时间、大范围的商贸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为自身发展金融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志成信是太谷第一家票号，随其发展，志成信在全国众多城市设立有分号，成为太谷金融业发展的代表，除此之外，太谷还有当行、钱庄等诸多金融产业，俨然成为“山西金融之中心”。

　　奈何好景不长，随着清末外国资本涌入，外国银行在华开展业务，加之国内时局动荡，太谷票号在清末民初逐渐衰败，曾经繁荣景象一去不再。这从民国时期净信寺维修数量减少、维修规模缩小、商人参加骤减等信息中也可以窥探一二。

　　叙完经济，回眸一望，就又会注意到那座如双翅扑展，振翅欲飞的戏楼。这座戏台修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根据碑刻《诰授中宪大夫侯铨同知加二级大径杜公独修戏楼碑记》记载可知，村内当时意欲重修戏台，但是资金不足，此时杜大径率领其子、侄慷慨出资，倾囊相助，并带动乡人“踊跃乐从”，花费巨资将戏台整修一新，最后自己也“因善降福”。

　　其实，这只是一个缩影，在山西无数庙宇背后，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从一个方面来看，这是当地乡民故土情结的一种生动体现，是衣锦还乡、小有成绩后的回馈乡里。这也同另外一通碑刻的“阳邑自昔称仁义乡，风俗谨朴，人情敦厚，为太谷四镇之一”形成了一定的呼应，在晋商核心区域，在印象中应当是秉持着“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应当是“仁义”的代代传承，在太谷当地的一些现代企业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时代新晋商的新风貌，这是古老晋商精神的时代体现。

　　奈何，其中的不足也需要承认，可以感受到一些乡民对外地人的偏见与宰割心理，再回望过去晋商诚信重义的精神风貌，心中难免会些落差。诚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某些消极因素的产生，也有其存在的原因和道理，终究会化作历史的一笔，随风而去。